11月5日下午，清华大学王国维学术讲座第43期开讲。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资深教授、写本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教授应邀作题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形成：出土文字材料与传世文本”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主持。

主讲人傅敏怡教授

主持人黄德宽教

讲座现场

本次讲座围绕战国中晚期至西汉这一历史阶段展开探讨。傅敏怡教授以秦始皇焚书、河间献王与淮南王献书、汉武帝独尊儒术、刘向总校中书等重大史事为背景，将材料分为“有写本无传本”“有写本有平行文传本”“有写本有传本”三类，并逐一展开分析。

一是“有写本无传本”。傅教授将其分为“赋类”与“子类”两大类别。他提出，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赋》或为“民间赋”；海昏侯汉墓所出赋作并非正式的文学作品，有可能是专为墓葬所作。此外，郭店楚简与马王堆帛书两种《五行篇》写本，可与思孟学派的学说相互印证，也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曾子》《孟子》等文本密切相关。

二是“有写本有平行文传本”。傅教授以《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为例，指出二者内容多见诸《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传世文献，这正印证了平行文本的广泛存在。他又援引刘向《战国策新书》叙录，揭示校雠过程中大量异文并存的现象，并梳理了刘向去其重复、厘定篇目、最终定著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的文献整理过程。

三是“有写本有传本”。傅教授以慈利简与《逸周书·大武解》、《论语·宪问》与《逸周书·官人解》、张家山汉墓《盗跖》篇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等文本为例，通过比对文本记载的异同，论证了写本与传本之间复杂的关系。

随后，傅教授以银雀山汉简《晏子春秋》为重点展开分析。他对比《晏子春秋·内篇》与《左传》等同行文，指出同一叙事内容可能并存多种版本；晏子相关故事也脱离了短篇故事汇编的形态，逐渐发展为一种“历史叙事”。同时，他结合《墨子·非儒下》与《孔丛子·诘墨》的往复辩难，梳理了墨家借晏子形象非议孔子、孔门后学又依托晏子反攻墨子的论争脉络，并探讨晏子故事得以流传，但其历史叙事却呈现碎片化面貌的原因。

傅敏怡教授演讲

傅教授继而以淳于髡为个案展开考察。斯坦因所获敦煌汉简中存有《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论饮酒的相关文字，其中“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等处，与今本颇有出入；而《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宣帝时杨恽传布《史记》一事，说明《史记》文本同样经历了长期的传抄流变。他进一步梳理《孟子》《史记》《韩诗外传》《说苑》《新序》《论衡》《战国策》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典籍、类书中征引淳于髡的相关记载，指出淳于髡在史料中呈现出多种形象，并提出“原有无《淳于子春秋》”的猜想，借此探讨淳于髡故事得以流传的缘由。

讲座最后，傅教授总结道：“高本汉‘自由文本’与‘系统性文本’的区分恐怕过于简单，‘章—篇—书’的发展规律也需要重新考虑。研究应注重‘文本背后的文本’，注重同行文以及经典以外的文献，出土文献为我们重构古代文学形成的过程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黄德宽教授在总结时表示，傅教授以宏阔的国际学术视野，系统梳理了从写本到传本的文本传承过程，将出土文字材料与传世文本相互参证，充分展现了写本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对古代文学形成问题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和启发作用。

讨论环节，傅敏怡教授就写本异文的性质、出土文字材料与传世文本的互证、汉代文献整理与文本定型等问题与听众进行了交流。

现场交流讨论

黄德宽教授向傅敏怡教授赠送纪念品

王国维学术讲座是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发起和主办的高层次大型学术活动。通过邀请海内外顶尖学者公开讲学的方式，弘扬以王国维先生为代表的清华人文学术传统，推动清华人文学科的发展。2010年9月，李学勤先生以“王国维在清华”为题开坛首讲，为系列讲座拉开帷幕。十余年间，裘锡圭、林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艾兰（Sarah K. Allan）、柯马丁（Martin Kern）、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每期吸引众多师生参加，目前已成功举办43期，在校内外具备一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自2018年起，中心秉持前沿性、原创性、多学科共同发展理念，推进系列讲座的高端化与国际化，致力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领域前沿学术成果的及时发布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