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下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絜教授受邀莅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作了题为“‘异文’研究中的几个基础问题”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前沿系列讲座”的第二十五讲，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严志斌教授主持。

陈絜教授演讲  

严志斌教授主持 

讲座现场

陈絜教授分别从文献“异文”现象与成因、“汉读”与《说文》中的“古文”、“转注”在文献整理中的价值、史学研究如何用好“异文”这四个角度，来讨论“异文”研究中的基础问题。

  首先，陈絜教授讨论了“异文”现象的界定与成因。“异文”是校勘学的核心术语，指同一部书籍不同版本、或不同典籍记载同一事件，在文本、语言、文字上的差异。训诂也讲“异文”，核心关注是文字、词汇与习语等内容。鉴于听众特点，讨论内容主要以上古为限，也即先秦两汉时期的“异文”问题。他认为，上古“异文”类型无非四种：古今字（异体字，同字异形）、假借、转注、讹误。前三种属“字用”，是讨论重点。文字本身的变化发展，书写中的“字用”习惯与特殊背景（书同文、隶古定）、礼规（如避讳），导致“异文”大量产生。陈教授列举安大简《诗经》、金文、卜辞等材料中的现象对上述分类进行了说明。尤其讨论了“先假借、再转注”的复合例“戚父（郭店简）一[（就）父]一造父（传世文献）”，其中的缺环“就父”，可根据《三体石经》“、戚”异文关系而拟补。现实研究中面临的所谓“讹误类异文”不少，多属现有材料不足补苴其中间环节，不妨静等新材料、新线索。

  而后，陈絜教授讨论了“汉读”与《说文》中的“古文”。他认为，汉儒“古文”首先是版本概念，体现战国文本的“字用”，与文字本身历时性演变的“古今字”，要作严格区分。汉代“古文”（战国文本）缘“今文”（用小篆、隶书书写的汉代文本）而生，汉儒“古文”就是“故本”，存“古文”，保存“字用”原貌。陈教授讨论了金文中蒋玉斌先生据《说文》释的从戈从屯之字，认为所释准确无误，但训诂可以再议，读为“蠢”、训作蠢蠢欲动，不符合文本旧义。原因包括：一、蠢蠢欲动是未然，没有实质行为，与金文所载事实上的叛乱、进犯不符。二、该字从戈屯声，表征伐；蠢从䖵屯声，表蠕动。二者不构成“古今字”关系。均以屯谐声，仅是同音，一时间无法证明蠢、是本字与假借字关系。《说文》体现的仅是古今用字不同。三、许慎檃栝《尚书》有误，段氏引语也有瑕疵，“越兹蠢”当属下读，正确读法是“越（雩）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陈教授指出，不妨将视野放得更大些，他将金文“虘东夷”“虘淮夷”一并带入，用转注性“异文”为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主张读“元恶大憝”之憝，意即奉义辞以伐反叛。文本属上古“誓师”类文献，是汉魏檄文的渊薮。

之后，陈絜教授讨论了“转注”在出土文献整理中的价值。他认为，转注与假借，是“四体二用”中的“二用”。“四体”是造字法，字本义由字形体现；“二用”是用字法。假借是同音字的借用，属“急就章”，底层习用。转注是同义词的换用，以避免行文用词的犯复，讲究，上层擅长。《说文》“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儒不明就里，视作训话范畴的“互训”，即所谓“考者老也”“老者考也”云云。清代争议尤大，戴震“转注之云，古人以其语言，立为名类，通以今人语言，犹曰互训云尔。转相为注，互相为用，古今语也”之辞，极为通达。其“四体二用”之说，则深得“六书”肌理。陈教授列举了安大简《诗经》与毛诗比较诸例加以说明，同时强调了假借、转注不可偏废。陈絜教授还讨论了史学研究如何用好“异文”，他以清华简《五纪》“骸”字为切入点，结合善夫山鼎、“王卣”、遇甗等材料，对商周古地名、职事部署、职官任命等进行了史学分析。

最后，陈絜教授指出，上古“异文”是客观存在，研究利用也简单，就是在读懂汉儒的基础上，作客观分析。对汉儒不迷信、不轻视，核心是减少误解。汉儒的“古文”是版本概念，常与“故本”换用，切忌与“古今字”相混淆。“假借”与“转注”都属“字用”，是理解“异文”的两把关键性钥匙，不可偏废。在“假借”风靡的当下，更应该具有“转注”的意识。“转注”有广、狭之分，同部首文字换用属狭义（《说文》系），同义词换用为广义（《尔雅》系）。这对文字释读、上古音体系的科学构建，以及出土文字资料的高质量整理，都很重要。于上古史研究言，“异文”同样是解决难点的核心手段，这就是“书非校不能读也”的真谛所在。

现场师生提问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现场师生分别就“异文”研究的作用、“转注”的定义、相关史料的搜集与处理等问题进行热烈交流。最后，严志斌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