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闻博教授受邀莅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作了题为“重思‘周秦变革’”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前沿系列讲座”的第二十四讲，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郭伟涛副教授主持。

孙闻博教授演讲

郭伟涛副教授主持

讲座现场

孙闻博教授从制度史视角重新考察“周秦变革”问题，并利用大量秦汉出土文献所带来的“史料结构变动”，对“秦汉模式”提出了新的认识。他指出,“周秦变革”是早期中国迈向帝制中国的关键转折，秦汉时期在帝制中国的早期阶段具有“创制”意义。

首先，孙闻博教授对“周秦变革”问题的提出和前代学者的讨论进行了介绍。由“变革”的中、英文表述，联系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唐宋变革论”，指出以往研究所讨论的“唐宋变革”的典型特征，在周秦之际的变动中多有较为突出的体现。孙闻博教授立足于连续的“中国史”的视角，认为中国历史可以分为早期中国、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三个时期，而“周秦变革”反映了从早期中国向帝制中国的重要变化。因此，秦汉史研究不仅具有断代意义，而且对研究中国历史的大周期“变革”具有重要价值。

而后，孙闻博教授提出“秦汉模式”的概念，认为秦汉时期是帝制中国一些政治文化经典模式的确立时期，其中的部分模式在后世被继承、恢复、发展或遗忘。孙闻博教授进一步指出，出土文献新发现对秦汉模式研究带来了“史料结构变动”。随着秦汉简牍材料的大量出土，典籍简对研究秦汉文化、文书简对研究秦汉制度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秦汉历史、重新评估秦汉历史在中国史中的“创制”地位。孙闻博教授从五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其一，秦汉具有体系较为完备、层级较为分明的县制与乡制，已经具有理性官僚制的主要特征；其二，秦汉的功劳制与察举制使得秦汉选官制度不仅具有“荐举制”特征，秦汉官吏也具有后世少见的强流动性；其三，秦汉的法律制度已经较为完备，相关演进脉络及其与唐代法律体系的比较，都值得开展更多工作；其四，秦汉文、武并重与实行普遍征兵制，与后代重文轻武的倾向不同；其五，秦汉官吏注重文书、算术、法律技能，当时知识体系所呈现的人文社科与技术科学“两轮”并重，也与后世更加偏重儒术不同。

最后，孙闻博教授总结指出“秦汉模式”在帝制中国后续发展中呈现的两种情形：一部分得以继承与发展，另一部分却逐渐消失，直至近现代才得以重建和升级。他借用“峰谷”的描述，认为帝制中国的发展变动为“小峰谷”，早期中国、帝制中国、现代中国三期之间的变动为“大峰谷”，关于“周秦变革”与“秦汉模式”的思考对理解中国史的发展变动具有重要意义。

现场师生提问交流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现场师生分别就周、秦、汉之间的宗教文化变化，“简牍时代”的概念，官吏知识体系中儒术与行政技能“两个车轮”的倾斜，秦汉以后为何难再出现“百家争鸣”现象等问题进行热烈交流。最后，郭伟涛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