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1日下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访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沈培应邀作了“沈培教授出土文献系列讲座”第四场学术报告，题为“甲骨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本次讲座由出土文献研究中心王子杨教授主持。

主讲人沈培教授

主持人王子杨教授

讲座伊始，沈培教授首先交待了本次讲座内容是在以下两种指导思想下完成的：一是注重文字、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相互联系；二是注重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甲骨语言。在此方法论指导下，本次讲座围绕甲骨文中的“弜”“有来艰”“囟”三个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沈培教授认为，“弜”在商代同于“勿”，在周代同于“弗”，这一归并与早期汉语虚词意愿色彩的逐渐消失有关。司礼仪（1969）已指出殷墟甲骨文“弜”“弗”不同。裘锡圭先生（1979）区分了卜辞里的否定副词，“不”“弗”多表示客观事实或可能性（相当于“不会”）；“”“弜”多表示主观意愿（相当于“不要”）。而鲁国叔卣、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摄命》中数例表明，到了周代，否定词“弜”的性质已同于“弗”，二者在功能上的区别消失，“弜”并入“弗”，这可与强调标记“惠”并入“隹（唯）”的现象合观。某些原本带有主观意愿的虚词，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失去其表达主观意愿的色彩，从而跟不含主观意愿色彩的同一组虚词合并。根据标记理论，有标记和无标记对立消失（即“中和”）的结果就是前者变为无标记。汉语早期虚词含有意愿色彩是一个重要特点。后来，意愿色彩通常由别的方式表达，如能愿动词的增多、句法结构的丰富，这使得原本单词所包含的意愿色彩消失，“惠”合并进“隹（唯）”、“弜”合并进“弗”就是这一规律的表现。

沈培教授接着指出殷墟甲骨文中有的句法结构跟后代表达有差别，需要结合语法演变和古人的思维习惯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殷墟甲骨文中常见“有+V+N”（如“有来艰”）结构，按照后代的习惯，一般说成“有艰来”。为何殷人要这样表达？这其实与殷人的思维习惯有关。他赞同李发（2015）等人指出的“从整个卜辞系统来看，殷人认为，一切忧患、灾祸都是神明所‘作’（造成）”。沈培教授指出，如果跟常见的“有降忧”一起观察，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降忧”显然是动宾结构。通过类比，可以证明“作忧”也是动宾结构。卜辞除了说“帝令作我忧”以外，还经常说“帝作我忧”或“帝作我孽”。“作忧”“作孽”的是“帝”，是明确的，未加“有”在前。而当占卜者难以确指“作忧”“降忧”的主词是谁时，就采用“有作忧”“有降忧”这样的说法，“有”直接带动宾结构其实是省略了兼语。类似的，“有来雨”“疾人”“疾舌”等是同样的道理。总之，从“有来艰自西”到后代“有朋自远方来”（暂不考察“有朋”是否“友朋”的问题），前者“来”在“艰”前，后者“来”在“朋”后，看起来是语法结构的变化，实际上也蕴含思想观念的变化。

沈培教授认为，殷墟和周原甲骨所见“囟”当用为虚词，战国简帛材料中用为动词“使”，同一个字在不同时代记录的是不同的词。部分学者参照楚简等资料将西周甲骨文的“囟”也读“使”。沈培教授对此从语法发展的角度提出商榷，商代、西周早期还没有标准的“使”字使令句，把殷墟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中的“囟”读为“使”，其所在的句子看成使令句，不合汉语语法发展的规律。谢明文（2024）等人已指出，作为虚词的“囟”也见于春秋时期的薛国故城圆鼎和战国早期的者钟，跟动词“使”并存，二者显然有别。以“囟”为“使”，可能是战国楚人对古字的新用。“使”字句的｛使｝这个词所用的字常常不稳定，根据石小力（2017）和即将发表的研究，包括有“囟”“思”“兹”“子”等。沈培教授进一步主张，“斯-思”是一对轻重有别的虚词，如“吾-我”“叀-隹”那样，看作一字之重读与非重读。“囟”是副词，意义接近“会”“当”，可能跟“思”本义相关。商代用“此”和“囟”一对虚词，西周时代用“斯”和“思”表示。“此”和“斯”实为同一个虚词。

沈培教授最后总结，从语言学视角审视甲骨文，要求我们：一要历史地看待虚词功能，避免以后代用法简单比附；二要深入分析句式结构，厘清其内在的语法关系和隐含的认知模式；三要重视商周语言的历时演变与差异。

讲座现场

在提问环节，现场师生围绕一字轻重之别的具体语音表现、“不”“弗”的功能分布差异等问题踊跃提问。沈培教授逐一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解答，现场交流充分，气氛热烈。

现场师生提问

讲座最后，主持人王子杨教授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沈培教授不仅对“弜”“囟”等具体疑难问题提出了新见，更精彩地示范了如何将语言学理论、语法分析与出土文献紧密结合。这种贯通文字、语音、词汇、语法，兼顾语言发展的视角，对出土文献与上古汉语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至此，沈培教授出土文献系列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