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董珊教授应邀来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作了题为“定陶汉墓砖铭新研与西汉晚期社会观察”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前沿系列讲座”第十九讲，由出土文献中心严志斌教授主持。

主讲人董珊教授

主持人严志斌教授

讲座以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M2砖铭的解读为中心。董珊教授从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不同视角全面分析M2出土墓砖部分已发表铭文资料（资料截止至2025年），为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新的历史观察。

首先，董珊教授介绍了定陶汉墓的发掘情况及相关历史背景。定陶大墓M2是迄今为止关东地区最大的西汉墓，规模仅次于关中未发掘的11座西汉帝陵。M2内部为黄肠题凑垒砌椁室，木椁外用青砖包裹上下四周，砖与墓圹之间填以细沙。黄肠题凑的加工极其精细，每一根都有墨书题记，墨书内容主要为工官铭文，所见年号从宣帝五凤三年到哀帝建平元年。根据年号范围、墓葬形制和相关史料记载，M2墓主人可确定为汉哀帝生母丁姬。M2棺内无尸体，出土器物甚少，学界一般认为，M2的空墓现象可能与王莽在汉平帝时为清算傅、丁外戚而实施的毁墓活动有关。

董珊教授介绍，已有姜生、马源《规天矩地：汉墓建筑布局的典型形式与意义》和袁敏、曲安京、张红《定陶大墓M2是西汉帝王级的陵墓》两篇文章指出，定陶M2的设计模型是以空间的方圆和比例来表达北大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所言“地方三重、天圆三重”的宇宙论。董珊教授指出，新莽前后所流行的“TVL纹”，也符合三方三圆与九宫格的基本构造。董珊教授结合传世史料记载及学者研究，再次根据汉尺计算并拟合，认为定陶M2被设计为墓圹方120尺、砖椁方100尺、木椁方96尺，是以空间延展的尺度数来拟合时间概念中的漏刻计量数值120度、100度、96度。

董珊教授通过排比传世史料指出，建平二年六月庚申（初五）丁太后死，始营建陵墓于定陶；六月甲子（初九）哀帝用夏贺良建言改元易号，漏刻由100度改为120度；八月丁巳诏废除改制，改制前后共计54天。定陶砖铭有“平昌里干子高瓦作七十日”指示了丁太后陵墓的营建时长，夏贺良改制的始末与丁太后墓营建的时间高度重合。夏贺良在为哀帝改制做出新的时间设计的同时，也很可能影响并参与丁太后墓葬的设计。这说明了定陶M2的设计思想中蕴含着汉朝廷重设国家新宗教与新制度的意志。

联系《汉书》所载哀帝时期外戚斗争始末，董珊教授认为哀帝和丁、傅外戚联盟有意利用名号、谥法去制造“皇帝”和“皇后”，围绕刘康和丁太后的名号、祭祀、葬事进行多轮博弈，目的是要削弱汉成帝在统绪中的地位，从而削除成帝生母王政君代表的王氏外戚的势力。

接下来，针对以往研究认为定陶M2砖铭内容是“标识工匠或捐献人身份的文字和符号”的看法，董珊教授反思了墓砖研究的基本方法。他认为，讨论墓砖上的遗存，可援引考古学研究上的“操作链”理论，明确相关遗存产生的时间先后及社会因素。具体到定陶M2的墓砖，需要先从工序上分清陶砖的铭刻与书写，区分符号和文字的时间先后，重视标记背后的生产组织和分配环节，及其反映的不同社会关系。董珊教授区分了湿砖和干砖阶段不同标记的意义，指出位于操作链前端的标记表示生产者自谓（谁做的）或生产者为谁（预定者）做的；位于操作链后端的书写标记，表达丧主（组织者）做清点时标注賵赙品（即墓砖）的来源，同时面向最终的消费者（墓主丁太后）。分析可见，生产者为满足賵赠者的预订而生产，也有少量賵赠人亲自生产的情况，组织者在操作链的前端、后端都做清点，并附加部分标注。董珊教授认为，墓砖铭文所见姓名与称谓的应用场景，与简牍官文书所见人名及秦汉私名印章的使用场景都有所差异。墓砖所见的称谓面向存在于“熟人社会”中宗教礼法的场景，讲究社会尊卑身份，要表现賵赙者与丧家、死者的亲疏远近，因此少见“氏+名”这种在多数交际场合中认为是不敬的称谓，而多见“氏+字（号、身份）”类的敬称。通过分析“赙”“赗”字义，联系其他出土材料，董珊教授提出了“物勒賵者名”的新研究视角。

随后，董珊教授对已刊砖铭中部分重要文字做重新解读。记载居处的砖铭多集中在山阳郡治昌邑县右乡东炀里，且多不同的氏。结合丁氏献丁姬之时刘康为山阳王，这可能反映了山阳昌邑东炀里与丁氏关系密切，可能存在地缘联系。东炀里诸氏在丧礼中的贡献，应看做是賵赙行为，恐怕不能仅从朝廷征发徭役的角度立论。

“宜臧丁侯”“宜臧丁仲”等砖铭，“臧”应改释为“藏”。“宜藏”或为负责陵墓营造的临时职务名，“丁仲”“丁侯”则是丧主，即丁姬之仲兄阳安侯丁明，又在社交关系中被以字称为“丁子明”。

已刊材料中有三种总计类砖铭。董珊教授重点讨论了“夏公凡二百七十”铭文，认为“夏公”或即对夏贺良的尊称，砖铭另有“夏子良”也可能就是指夏贺良本人或其同族兄弟。

砖铭中有不少“大+姓氏”例，董珊教授根据以往的研究，认为“大氏”与“诸氏”对举，是在宗法、丧服上的大小宗亲属的对称关系，“大”为大宗的近亲，“诸”为小宗的远亲，并进一步考订了“大丁子方”“大朱”“大匕”“大尚子行，日入千万，日入大贵、供小向子行”等砖铭材料。

董珊教授还从字形、读音上改释了砖铭的“免（曼）倩”“王卿”“郑公”“细君”“细七（妻）”等相关文字和称谓。限于时间，举例有所简省。但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砖铭所见的那些人物及其宗族，在传世文献不乏蛛丝马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与丁氏外戚家族有亲缘、地缘或社会性的关联。

讲座现场

最后，董珊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他指出，墓砖的性质近似于助丧家送死者的賵赙，砖铭属于賵赙类文书，大致属于私文书的范畴。可与尹湾M6师饶墓所出赠钱财方、西安北里王M1宜春侯墓出土墨书名刺砖、连云港海州双龙汉墓 M1吊丧名刺等类似的资料相比较，这类比较，可以解释定陶M2砖铭所见称谓中的字、号、尊称比较多，而称私名的例子比较少的情况。由此研究可见从社会交际的角度对人名和称谓的研究仍大有可为。对墓葬与砖铭的多角度综合研究，既可以看到汉代晚期对传统天命观进行宗教改造的愿望与实践，也可以理解古典国家的赋税、徭役、賵赙制度基于地缘关系的起源；还可见在丧礼的场景下，汉代晚期仍普遍存在血缘、婚姻宗族之间、及地缘形成的熟人社会之间的庆弔相与之礼。这些讨论，有助于观察汉代晚期社会构成并理解社会思维模式，未来还可进一步借由墓葬形制和工程实施情况来分析汉代国家丧葬活动中人力和物力如何组织，社会关系如何运作。

随后，现场同学就墓葬砖铭中吉语的意义等问题踊跃提问。董珊教授对问题给予回应，现场气氛热烈。

现场师生提问

最后，主持人严志斌教授进行了总结，讲座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