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考古学随笔》（增订本）

作者：李学勤

定价：89元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ISBN：978-7-5705-4457-8

内容简介

《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所谈都是古史研究中具有关键作用和重要学术价值的考古学问题，具有丰富的学术背景。通过比较分析中外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铜镜、马车、甲骨、木简、墓葬等文化遗存与纹饰、符号、文字等文化现象，博引资料，仔细比对，并保留自己猜测与质疑的态度，从而思考具体的发现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的异同与联系。

本书将中国的考古发现置于世界考古发现的历史背景中去做实事求是的研究与评价，从此种意义上说，李先生对中外考古的比较研究，使其考古学的内涵更为丰富多彩，提出了新的研究范式，尤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并将比较考古学归纳为五个层次：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各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可以说，此书是古史学与考古学合流的重要成果。

目录

序言

李学勤先生集合近年所著论文20篇，总题曰：比较考古学随笔。他在引言中提出比较研究应该有5个层次，即是：（一）中土不同时代的比较；（二）中土与边缘地区的比较；（三）中土与邻邦的比较；（四）中土与太平洋地区的比较；（五）中土与其他古文明的比较。渐次推进，可说是由近及远。他不是一位纯粹主张传播论者，而是实事求是，揭橥一些在不同地区而有某种相同的文化现象，做出极有启发性的提示。本书所指出的20件大事都是富有兴趣而能够引人入胜的古史上的重要“问题点”。李先生与我为多年知好，他认为我在古史的钻研方面和他有一些相同的倾向，故此引为同调，要我为他的著作写几句话，真使我受宠若惊，既有了“共同语言”，我亦不辞“佛头着粪”之诮，斗胆地答应了。

先民在踏入农业社会以前，有一个漫长的狩猎时代，当时的生活状况可以说是行国，还不是居国，如果在气候变化或者大型的军事行动发生时，人口必有很大流动和转徙，虽是天南地北之悬隔，由于传播的结果亦可出现一些相同的东西。近代的古史学者，很喜欢从东西两个极端做出比较的论点，从王国维的古籀分东西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以至近时的文字上象形指事的东西说，已经成为一套滥调，反之，从南北的角度来看问题却如风毛麟角。李先生书中对江西的吴城新干和百越文化所受到北方的影响，有十分有趣的分析，真是巨眼若烛。最近香港南丫岛大湾濒海地带竟有带鉏牙的玉璋出土，和二里头及陕西神木的牙璋很相像（但与本书所谈的三星堆蜀国式的歧尖加饰的牙璋不同），而大湾的彩陶纹样与湖北大溪遗物有类似之处，亦足证明中原文化之南被。古书所说“五十万人守五岭”分明是夸大的话，但先秦礼器的传播远及海澨，正可为南北交流提供一物证。

李先生谈规矩镜、日晷、博局都是八极纹三位一体，我尝推测安徽含山玉龟里头所夹的玉片上面的纹样即指示八方、八极，是空间观念的表现而不是历法，玉片镌刻的小圆点做数字的排列，可与河图洛书比较，而玉版夹在灵龟中，不啻是“河图玉版”的写照（文见拙作《史溯》）。

  谈及西北丝路，李先生指出虎噬鹿器诸动物纹样与斯基泰文化的关系。按Scythian即是所谓塞族，本称Saka，其名见于出土之古波斯文石碑。斯基泰本为波斯国之一省，Saka于埃兰文(Elan)作ša-ak-ga，阿卡得文(Akkadian)作gi-mi(r)-ri，希腊文作ε(s)kiθηs，与西北民族有甚深之血缘关系。周原召陈村出土蚌雕外国人头像头顶镌一“”字，有人说即是塞族。我曾指出这个“”的记号在西亚公元前5500年前Halaf地区的陶器和女神肩膀上亦刻有“”的标识（说见拙作《丝绸之路引起的文字起源问题》）。西亚与中国交往在近年考古学上的物证像玛瑙珠在滇池区域出土之多，只江川李家山墓地即有8079枚[1]。广东南越文王墓的银盒，已被证明为波斯Xerxes一世时期（前485—前465）的遗物。中外文物交流的年代已可推前，早期商业贸易的记载包括陆路与海道，如《魏书·西域传》所说：“大月氏世祖时，其国人商贩至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玻璃。”《梁四公记》说：“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璃镜……”（《太平广记》卷八一引）我们看楚滇各地的玻璃器，以至广东肇庆战国墓和南越王墓出土之琉璃，均可证明上面的记载，事实上在先秦时代已是如此。吴时薛综上疏有云：“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奇物充备宝玩。”南越王墓中的各种宝玩正说明海上商贩在西汉初期已是相当发达了。

  杨希枚兄分析西北冈出土的398具人头骨的复杂性，其中有海洋类黑人种，第五组他怀疑与印度人的头骨很接近，又证明有二三具几乎无殊于欧洲的类似高加索人种。我在1973年考证印度的与蜀布的关系，附带提到昆仑舶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现在已成为热烈讨论的课题。张秉权著《甲骨上黏附的棉布》一文指出殷代出土龟甲杂有棉布，即土卢布，相当榜葛剌国所谓兜罗棉，此外武夷山船棺葬亦出有棉布，证明身毒货物在殷代已有交流迹象。在北高加索山区的巴勒卡（峪）海拔1000米墓葬出土丝织品多件，其中文书残片有汉文3行[2]，此为唐代遗物，远古情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铜在西亚起源甚早，即其初文，楔形文称urd-du。姜寨第一期遗物出有黄铜片和黄铜管状物，冶炼方法比较原始。甘肃齐家文化、火烧沟文化发现铜器遗址，时代相当于夏。文献的记载像《墨子·耕柱篇》说：“昔者夏后开（启）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铸铜始于夏，古代已有此说，和出土文物正可印证。

记得若干年前，故友三上次男博士自埃及考察返国，道经香港，赠给我一些在中东遗址拾得的陶片，我说古代东方陶瓷传人近东，和阿拉伯人经商的香料之路有同等价值，后来他写成《陶瓷之路》一书，影响至今。李君书中有二章叙述铜镜在中东一带的传播，描写至为生动。大家习惯“丝绸之路”一名，其实，以某种特产在商业活动上来代表文化之交流，铜镜之路、香药之路、陶瓷之路和丝绸之路是同样重要的!

我近年研究陶器上的符号，相信新石器时代，老早已开拓了“陶（瓷）之路”，形成东西文化上的接触，三上博士的说法可以推前。从许多相同的陶符分布情形看来，远古时代不免互有交往，我的看法有下列几点：

（1）文字形成以前，有一段漫长时间，流行某一记号，代表某些吉利、富有的意义，可说是“陶符时代”。

（2）这些同形陶符的传播，东南地区亦会出现，诸夏境内，一向华夷戎狄杂处，正可说明这一现象。

  （3）中外亦有不少同形记号，我尝举出等字为例，说明古代陶器之路早已存在。

我另有专书做详细研究，李先生比较中埃文字发展的过程，有类似之处，他很关心这一问题，我希望李先生他日亦为我的书写一序文，斟酌切磋，投桃报李，李先生必定能首肯的。李先生此书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提出许多崭新有趣的问题，论点十分可贵。他的广博的视野和缜密的分析，加上他有机缘接触许多实物做仔细的考察，所得的结论，不是一般关在屋子里作海客“谈瀛”的人们所能做到的。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古史学与考古学二大流结合诞生的一个新果实，是一项重要成就，我想读者看过本书之后，必有与我相同的感受。

饶宗颐

1991年6月

[1]详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城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

[2]俄文考古报告，见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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