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第一辑（1-4卷）书影

11月5日，2024商务印书馆十大好书发布。黄德宽、[美]夏含夷主编、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第一辑）入选2024商务印书馆学术类十大好书。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于2008年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总数近2500枚，是目前已知战国竹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其内容多为经、史、子类文献，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清华简自面世以来，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十多年来，清华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在多方面推动了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收录已整理公布的全部清华简，根据最新研究进展对释文进行全面校订和注释，并将艰涩难懂的战国竹书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向广大读者进行普及推广。《校释》还首次公布简文红外图版，附于各卷正文之后，供专业研究学者参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计划共出版十八卷，目前第一辑第一至四卷四种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被评为2024年学术类十大好书。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第一卷收录《命训》《程寤》《皇门》《祭公之顾命》《保训》《封许之命》六篇，都与《逸周书》有一定关联，程浩校释；第二卷收录《说命》（上、中、下三篇）《厚父》《金縢》《摄命》六篇，都是《书》类文献，石小力校释；第三卷收录《尹至》《尹诰》《赤鸠之集汤之屋》《汤在啻门》《汤处于汤丘》《殷高宗问于三寿》六篇，前五篇皆与伊尹有一定关联，最后一篇与殷高宗武丁及彭祖相关，马楠校释；第四卷收录战国时期史书《系年》，竹简内容大多与《左传》有一定关联，刘光校释。

现特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总序刊出，以飨读者。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总序

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学者对古代中国的认识。在众多考古发现中，70年代以来出土的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等简帛典籍，可称得上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标志性事件。[1]这些古代文献的问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对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围绕这些新出简帛文献，在中国古代史、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等不同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形成了当前人文学科的前沿和热点研究领域。

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新发现对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深刻影响，彰显了出土文献资料对古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和非凡意义。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且延绵不绝，记载中华文明的文字系统是世界上唯一的保持古典形态并持续使用至今的自源文字体系，因此，用中国文字书写的典籍文献也一直传承有序，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文献资源积累最为丰富的国度。汉代对先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经典化历程，为嗣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籍传承和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神圣地位也从来未曾发生过动摇。

近代以来，中国新史学的产生和“疑古思潮”的兴起，引发了对传统历史文献的批判和上古史的清算，从而深刻影响和动摇了传统史学和古代典籍的历史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等古文字资料和战国秦汉文献的相继发现，就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1925年，王国维（1877-1927）以其学术卓识，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开设《古史新证》课程，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不仅对前人的“信古之过”和近世的“疑古之过”予以纠偏，而且在与“纸上之材料”互证中凸显了“地下之材料”的文献学和历史学价值。[2]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发现的大批战国秦汉古书佚籍，有些可与传世典籍相比勘，解决传世古籍中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难题；有的可证实流传于世曾被怀疑为伪作的一些古书的真实性；还有许多未曾传世的佚籍为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对当时书籍的制作、流传、嬗变和形制体例也获得了比以往更加清晰的认识。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的这些新发现，推动了以历史学、文献学和古文字学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进步，使其呈现出空前繁荣发展的局面。

2008年，在李学勤先生的积极努力下，清华大学得以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收藏一批珍贵的竹简文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清华简”。清华简总数近2500枚，通过AMS碳14年代测定，该批竹简的时代约在公元前305±30年左右，属于战国中期偏晚。这一检测结果与清华大学组织的专家鉴定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同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在李学勤先生带领下开展清华简整理和研究工作。经过十余年艰苦的整理研究，目前已出版清华简整理研究报告十二部，整理研究工作已进入到最后阶段。[3]清华简整理研究报告已公布各类珍稀文献62种（篇），其中入选第四、五、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有44种。

清华简内涵极为丰富，包括多种先秦典籍，许多文献涉及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下面分别略做介绍。

（一）清华简《尚书》类文献。这类文献主要有与《商书》有关的《尹至》《尹诰》（又名《咸有一德》）《说命》（三篇），以及与《周书》相关的《保训》《金縢》《封许之命》《厚父》《摄命》（《冏命》）《四告》等篇；还有《命训》《程寤》《皇门》《祭公》等《逸周书》类文献。这些文献中，有的是亡佚已久的古文《尚书》佚篇，有的是从未见于文献记载的篇目。清华简《尚书》类文献的再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清华简中有些《尚书》类文献未必为西周作品，有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改写或拟作的，这些文献同样具有重要的资料和学术价值。

（二）清华简与《诗经》有关的文献。清华简《耆夜》篇记载武王八年戡耆（黎）得胜，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礼，武王、周公等彼此赋诗酬唱，其中周公所吟《蟋蟀》篇，《诗经》中就有同名诗篇，二者比较，有同有异，而其他诗篇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周公之琴舞》是一组诗，首四句为周公儆戒诗，后列成王诗一组九首，除其中第一篇即《周颂·敬之》外，其他皆亡佚。《芮良夫毖》为芮良夫因厉王时弊所作的训诫之诗。芮良夫事迹文献多有记载，《大雅·桑柔》相传为他所作。这些诗篇，多未收入《诗经》，可以丰富我们对西周时期礼乐和诗歌关系的认识，为《诗经》这部文学经典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三）清华简所发现的古史资料。清华简《系年》是一部亡佚已久的史书，记载了西周到东周的历史变迁，以及秦、郑、晋、楚、吴、越等诸侯国的兴起和发展。《楚居》篇则记录了楚国早期历史和楚王徙居都邑的情况，对楚国历史研究有多方面的价值。《管仲》《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子仪》《子产》《子范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吴越其事》等篇，丰富了东周诸国历史研究资料。

（四）清华简新见思想文化史资料。清华简中发现的思想文化史资料，内涵复杂，既有多篇治邦理政类的文献，如《邦家之政》《治邦之道》《成人》《邦家处位》《治政之道》《虞夏商周之治》等，也有政治思想、天文历象、阴阳术数融为一体的文献，如《命训》《管仲》《心是谓中》《筮法》《别卦》《四时》《行称》《五纪》《三不韦》等。清华简第十一辑新发布的《五纪》篇，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佚书。这部佚书论述了天地神人的相互关系，建构了一套庞大而复杂的天人系统，该篇简文是先秦思想文化史资料的重要新发现。

（五）清华简所保存的先秦科技史资料。清华简涉及先秦科技史的诸多方面，如《算表》，为古代数学文献最早的实物例证，是一种实用的“算具”，对先秦数学史研究很有价值；而《四时》《五纪》等篇，为先秦天文历律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通过《五纪》篇可以推拟先秦的宇宙图式，了解先秦对人体结构的精准认识，等等。

清华简中的大多数文献未曾传世，其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中国上古历史文化和学术史研究极为珍贵。作为战国楚地抄本，清华简是当时楚人抄录或撰写的，反映了战国时代楚地语言文字发展和使用的实际面貌，对汉语史、汉字史研究都很有价值。

清华简一经公布，便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堪与汉代孔子壁中书、西晋汲冢竹书相媲美的先秦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清华简在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国内外相关学科的学者利用清华简提供的新材料，开拓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

在清华简文本整理研究工作进入尾声之际，我们适时启动编纂《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校释》（以下简称《校释》）这套丛书，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由于清华简是距今2300多年的战国古文字抄本，文本的整理和研究难度极大，尽管我们在整理过程中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有些简文因思想内涵十分复杂而难于理解，有的文本在字、词、句辨析等方面一时还未能形成一致的认识。各辑整理研究报告发布后，学术界围绕整理研究报告发表了许多新的意见，有些意见纠正了原书的错误，有些意见可作为进一步探讨有关问题的参考。随着整理研究的推进，整理研究团队对简文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过去未能解决的一些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为了及时反映学术界研究的新进展，适时启动编纂本丛书有其必要性。二是在清华简新材料公布之后，海内外相关学科的学者围绕清华简开展了各类课题的研究，整体上推进了清华简研究和价值发掘的不断深入，但由于原整理研究报告专业性很强，对非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直接使用该书颇为不便，他们希望能有一套体现出土文献研究新成果且便于使用的清华简校释本。三是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许多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也很希望有介绍清华简的通俗读物出版。为了及时吸收和反映学术界清华简研究的新成果，适应不同学科学者和读者对清华简的需要，也体现整理研究团队对清华简的新认识，我们决定启动这套《校释》丛书的编纂工作。

《校释》编纂的启动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清华简公布以来，不少外国学者尝试将清华简文本翻译成外文。2019年，夏含夷先生来清华讲学期间，我们就清华简英译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觉得有必要合作开展清华简的英译，以适应国际学者研究清华简的需要。于是，中心邀请夏含夷先生担纲，组织国际汉学研究学者共同从事全部清华简的英译工作。2020年，清华简英译项目顺利启动。清华简英译作为一项跨文化、跨语言的工作，要求译者必须通晓清华简文本使用的上古语言文字及其历史文化背景，对译者中英文的学识和水平有着极高的要求。做好清华简的英译工作需要中外学者相互交流配合，因此，编纂这套《校释》也可为清华简的英译创造有利条件。

《校释》编纂的基础是已经出版的各辑《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报告。这次利用编纂《校释》的机会，根据简文内容的关联性和原简编连信息，对原整理研究报告各篇进行了重新的分卷，尝试尽可能地恢复清华简文本的原貌。每卷内容包括各篇简文解题、简文释文、注释、白话翻译，并附录原简释文、传世文本资料、参考文献等。各卷之后附简文红外图版，这些图版是首次发布，相信会受到专业研究者的欢迎。全书除原简释文部分使用繁体字外，其他皆用简化字，注释力求简明通俗，白话翻译主要为一般读者阅读简文提供帮助。我们的目标是使这套《校释》最大可能地兼顾到本学科以及不同专业背景学者的需要，并能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需求。

《校释》作为中心团队的集体研究项目和成果，具体分工如下：为保证《校释》和英译工作的衔接和协调，经过协商，由我们共同担任《校释》与英译丛书的主编，负责丛书的编纂组织、体例拟定和质量把关。各卷任务的承担者，主要是本中心参加清华简整理研究的教师，也邀请曾在清华求学并参与过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的部分学者担负一定的任务。《校释》各卷承担者开展的工作，包括：撰写各卷前言和简文各篇解题；依据原整理研究报告释文、注释，吸收学术界研究新成果，撰写通俗性注释；将简文释文译成白话；增列有关参考文献等。全套丛书的红外图版，由贾连翔组织中心人员扫描完成，并负责后期统一处理。马楠负责《校释》编纂的组织、书稿初审以及相关编务工作。

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和海内外传播，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更是一项任务艰巨的长期工作。李学勤先生晚年为清华简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心系清华简。2019年初，李先生不幸与世长辞，而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才刚刚过半，李先生的病逝，无论对中国学术界还是清华大学都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要努力完成李先生未竟的事业，继续做好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不断开拓清华简研究和传承传播新局面。我们深知，只有如此，才是对李先生的最好缅怀和纪念。

近年来，中国出土简牍文献的整理研究得到高度重视，《校释》的编纂不仅列入《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还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研究”重大项目的支持，又适逢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工程启动，我们非常有幸，赶上了这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发展机遇。借此机会，谨向支持《校释》立项资助和出版的各位同仁，向为《校释》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商务印书馆的各位领导和先生们，一并致以感谢之忱！

我们希望清华简的校释和英译工作，对推进中国简牍高质量整理出版、对清华简的研究传播和国际学术交流能有所贡献；我们也期待各位学者对这项工作继续给予热情帮助和支持，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黄德宽 夏含夷

2023年4月25日

注释

[1] 银雀山汉简，1972年4月发现于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该批竹简有7500余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政论兵》等传世典籍和佚籍。马王堆帛书，1972年12月至1974年初发现于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其中3号墓出土大批帛书。经整理，马王堆帛书有各类文献（图）约百种（篇），包括《周易》《老子（甲、乙）》《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导引图》《养生方》《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参看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郭店楚简，1993年10月发现于湖北省荆门市江陵纪南城遗址之北9公里的郭店村战国楚国贵族墓地1号墓。郭店楚墓楚简800余枚，包括《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至四）等，都是战国时期楚地流传的文献，除《老子》《缁衣》外，多为佚籍。

[2]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3]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发行，2010年12月第一辑整理研究报告出版，此后，每年发布一辑，到2022年已出版整理研究报告共十二部。全部清华简整理完成之后，计划出版整理研究报告共十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