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特聘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助理教授葛觉智（Yegor Grebnev）先生应邀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做了题为《用论述分析法比较<旧约圣经>传统和先秦中国“书”类中的假托文献》的讲座。讲座由中心副教授武致知（Rens Krijgsman）主持。

武致知副教授主持讲座

葛觉智先生首先从自己的受教育经历出发，提出不仅要关注自己所研究的文化，也可将其放到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早期中国发生的一些现象也存在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中，通过比较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早期中国中的这些现象。

葛觉智先生演讲

之后葛觉智先生讨论了何为“书”类文献。他以《尚书·多方》、《逸周书·小开武》、清华简《程寤》以及《战国策》、《吕氏春秋》中所引《周书》为例，指出“书”类文献有着从西周到战国漫长的形成过程。像《多方》这类可能形成于西周的“书”与《小开武》等或形成于战国的“书”，在语言、语法、概念上均存在差异，而后一类“书”中所载语录并不像是王或大臣实际的发言，更像是编造的。虽然它们并非实录，但也要和前一类“书”一样声称自己记载的是西周发生的事情。不过，战国以及汉代人并不会像今天这样去区别不同的“书”，他们会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

接下来葛觉智先生指出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犹太文化中，犹太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西奈山启示”，这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缔结条约的时刻。在《旧约》的《申命记》中记载了耶和华对摩西启示以及各项戒律的重申与阐述（其中包含了著名的“十诫”，而“十诫”之前也出现在《出埃及记》中），此外也引入了新的戒律。而在《列王记》中记载了约西亚王的大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神殿中发现了一卷律法书的事件（这卷律法书自19世纪初以来被认为是《申命记》），此后约西亚王依据此卷律法书进行了宗教改革，确立了耶和华上帝的独尊地位以及耶路撒冷圣殿在全国宗教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份重要的文献是《禧年书》，它在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传统中均未保留下来，也不记载于《旧约》之中，而在埃塞尔比亚的基督传统中得以保留，且死海古卷中也发现了《禧年书》。《禧年书》虽然很多内容也见于《旧约》的其他书中，但也有一些独特的细节，例如存在一个权力很高的天使，将天堂中石碑上的戒律口述给摩西，之后摩西才将戒律写下来。以上这些文献都包含了“西奈山启示”的相关记载，其共同点是它们均依附于原有的权威并进行重新解释，在引用旧材料的同时也添入新材料，但它们都声称自己就是当时的戒律本身，出自摩西之手。但实际上，这些文献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的进入了正典，有的被遗弃了。

这些现象与“书”类文献存在着诸多可比较之处。虽然圣经文献与“书”类文献在权威来源（神\人）、训诫对象（民众\君王）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文本的形成过程、经典的收录情况、文本指涉的人物、时间、场景上的固定性等方面则较为类似。“书”类文献中那些形成较晚的、假托的篇章体裁、形式或许存在不同，但它们的话语特征是类似的，它们将自身与西周时期的事件相联系，阐述并扩展了先前存在的文本，以确立皇室血统的持久性，同时也参与到统治者权威性的建构之中。此外，葛觉智先生就清华简《保训》、《逸周书·文传》、《六韬·明传》所载文王临终相关内容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讲座现场

在交流环节，葛觉智先生就如何理解伪造与真实性、《圣经》与“书”类文献的比较方法、文化记忆等问题与现场师生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