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重要讲话之时，我们不禁缅怀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引领并推进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学科发展的李学勤先生。

李先生离开我们已3年有余，捧读由其后学悉心整理的《〈五帝本纪〉〈夏本纪〉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一书，其“研精夏商周汉，百世足征，抉微释古惟先觉；道贯礼易诗书，佚篇重焕，著史传经待后生”的学术精神，激励代代学人薪火相传。该书审校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正带领一支学术团队，细心整理李先生在清华授课的系列讲义。

学术大餐不应埋没于后世

《中国社会科学报》：“李学勤先生清华讲义丛书”的整理出版令人期待。请您介绍一下出版缘由、目的和工作计划。

刘国忠：李先生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他常说，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如果不上课，那很不像话。自2005年起，他除了指导研究生外，每学期都主动开设公开课程，而且所讲授的内容绝不相同，吸引了北京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和莘莘学子前来旁听，一些京外的学者也会远道赶来。由于上课时“人满为患”，甚至“惊动”了清华的教务部门。

李先生在7年的教学工作中开设了众多课程，这些精彩的课程如果不以文字形式加以整理和流传，让更多人从中获益，无疑是一件憾事。有鉴于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牵头，准备把李先生历年来在清华的各种讲义整理出版。这套讲义丛书系根据李先生授课时所录的视频和音频资料整理而成，以期最大限度地展现现场原貌和授课效果。同时，丛书的出版，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李学勤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

《〈五帝本纪〉〈夏本纪〉讲义》，是李先生应中国文化论坛之约，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讲授《史记》中《五帝本纪》和《夏本纪》这两篇文献的授课内容。其中的《〈五帝本纪〉讲义》曾于2012年以《〈史记·五帝本纪〉讲稿》为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此次收录丛书时，我们又根据当时的录音资料全部核校了一遍，补充和订正了部分讲义内容。至于《〈夏本纪〉讲义》，则此前从未正式整理出版。除了这部讲义外，接下来我们还要整理出版李先生的甲骨学、青铜器、金文等方面讲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李先生的哪些学术主张对学界影响深刻？

刘国忠：李先生提出的3个主张对学界影响深刻。一是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这是他于1981年第二次先秦史讨论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见解。其核心内容是认为传统观念中常把中国古代文明估计得比较迟、比较低，因此有必要结合考古学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

二是走出疑古时代。这是李先生1992年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其基本观点是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疑古思潮虽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也造成对古书和古史不正确的怀疑风气，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当前应该摆脱一些旧观点的束缚，把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走出疑古时代。

三是重写学术史。这也是李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意见。其历史背景是：由于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特别是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使得先秦学术史的许多看法不得不加以改变，而这又牵涉到对汉唐宋元明清甚至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想也需要重新考虑，因此，李先生提倡重写学术史。这一思想，与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传说存有史实的“素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李先生曾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什么样的关系，目前取得的成果有哪些？

刘国忠：夏商周断代工程首次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真正结合起来，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集中力量、联合攻关。依照系统工程的方式开设9个课题，在这些课题之下设置了44个专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4个学科门类。李先生是该工程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并任专家组组长，在项目总体设计、组织攻关以及成果整合和发布的全过程中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他和众多专家学者合作，营造民主、平等的联合攻关的学术氛围，同时就很多学术难题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与问题，为研究目标的顺利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出版。工程结题并通过验收之后，作为一项科学研究，后期主要工作均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繁本的编写这一中心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李先生不仅主持编写，而且在起草小组工作基础上，执笔了商后期、武王克商和西周三部分的编写和修改。可惜的是，李先生生前没有看到断代工程报告繁本的正式出版，该书前段时间才得以顺利面世。这项成果为夏商周年代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更为在年代学基础上开展更多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基础上，由国家支持的另外一项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可以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继续与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形成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道路及其特点。它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从而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均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但是炎帝、黄帝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人物。李先生怎样理解神话、传说里呈现的上古史？

刘国忠：炎帝和黄帝的有关传说，以及黄帝文化的丰富内容，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传统，亦关系到海外华侨华裔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还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但是怎样认识炎帝、黄帝的有关传说，学者们有较大分歧。李先生对于炎、黄传说有自己的理解。他在《黄帝传说一定有历史的“素地”》等文中特别指出，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根据古代经典文献写出了《五帝本纪》，其态度是非常严谨的。既然司马迁那么认真地书写历史，为什么《史记》里还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呢？在这方面李先生很赞同王国维先生的意见，认为研究上古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总会不可避免地将历史和神话传说结合在一起，上古史中既有神话的成分，也有不少史实的内容，也就是说，所有的传说里都一定存在史实的背景。这种情况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是一样的。比如欧洲考古学有一位先驱人物——亨利·施里曼，他从小就对当时被认为是神话的《荷马史诗》入迷，认为特洛伊战争一定有真实的内容。所以后来他经商成功后马上转入考古，结果发现了特洛伊古城，轰动了全世界。

通过对传说与史实关系的辨析，李先生提出，黄帝传说是非常重要的，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起源一样，也有一个结合着神话因素的背景，它既有神话又有史实，不可一笔勾销。他进一步认为，传说就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见解极大地提升了炎、黄等古史传说对于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李先生在治学过程中的一些片段。

刘国忠：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走对了路才能到达目标。研究历史问题如果只有一种方法，就像我们只有一条路，由于缺少参照，无法矫正偏失乃至错误。李先生治学领域宽广，在很多学科领域均有开创性的贡献。他坦言，自己致力的领域常给人杂多的印象，但综合起来看，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上下限差不多。这个领域具有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他称之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李先生谈起学问总是由浅入深、追溯源流，“学勤”这两个字最能体现他的学术态度与学术精神。在大学时代，金岳霖先生就盛赞他具有哲学家的素质。李先生外圆内方，待人处事宽厚，但在学术上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很喜欢用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就要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则是指要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都应懂一些。所以，“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的评价再合适不过了。

李先生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国内国外，而且术业有专攻，既有研究历史、考古、文献、简帛、古文字、语言以及哲学、文学、艺术、法学、民族、宗教的，也有研究天文、地理、自然科技史的。所以，我们常说，把李先生的学生放在一起，才能彰显他学术的全貌。

李先生喜欢与年轻学子交流，热爱上课。他对于学生们的提问或者是素不相识的读者们包罗万象的种种问题，总是耐心回答。有一次他帮一位素昧平生的读者查找资料，在家中爬上扶梯找书，不慎从扶梯上跌落，所幸没有大碍。我们这些弟子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他也经常帮助我们搜集资料，纠正错误，并写在纸条上悄悄递给我们。

李先生对于学术研究的奉献精神值得后辈学人学习。他一辈子著书立说，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了珍爱的学术事业。直至患病住院期间，他每天念念不忘的事情，仍然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工作，这种对祖国学术事业，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与敬畏，不正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加以继承的吗？李先生主持的清华简保护、整理与研究事业，是他晚年科研工作的一大亮点，清华简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李先生的代名词。十余年来，李先生为清华简的入藏、整理、保护与研究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随着清华简重要性的不断揭示，李先生的学术贡献定当更为人们所怀念。

此外，李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众多的学术成就，与他科学的治学方法密切相关。他完美地实现了博与专的有机结合，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将多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察微知著，纵横捭阖。李先生治学中有太多的经验，需要我们好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