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2021年11月19-20日,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的“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举行。受疫情影响,本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不同国家、地区20余家单位的学者与中心师生共5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线上听众共有800余人次。

(线上部分学者合影)

19日下午6:30,会议举办开幕式并开启第一天的议程。第一天会议由贾连翔副教授、武致知(Rens Krijgsman)副教授主持。

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黄德宽首先向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同仁表示欢迎和感谢,指出清华简的公布推进了当代人文学科的发展,体现了出土文献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促进了对中国学术史的深刻反思。虽然如此,学界对于是否需要反思、如何反思、以及出土文献在其间扮演的作用还看法不一。此外,学界对学术机构收藏、研究市场流通文物亦有争议,这关系到文物真伪、学术伦理等问题。希望通过本次会议,海内外学者能对上述问题开展深入的交流研讨。

黄德宽表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仍会以虔敬的态度对待学界的不同意见,不断提高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水平,深入发掘清华简蕴涵的重大价值,并期待有更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关注和参与清华简的研究。

(黄德宽教授致辞)

随后,与会学者相继发言。香港恒生大学中文系张光裕教授发表《楚简过眼余录拾遗》。竹简经过运输、整理,可能相较于早先形态有所变动、残损,张光裕先生展示了自己早先对于竹简的摹本,修正了对于几条上博简文的释读。除此之外,他回忆了李学勤先生当年率团赴港,初见清华简时的情状。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陈致教授回顾了出土文献中心与饶宗颐国学院的学术交往,分享了自身所领导的比较古代文明研究计划,呼吁更多的学者参与、合作。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颜世铉副研究员回顾了董同龢先生的生平和学术,从其《古籍训解和古语字义的研究:一个工作计划的拟议》出发,强调以单一古籍为单位,研究其语法和词汇,在此基础上从事整体研究的训诂方法。吉林大学吴振教授则强调了人工智能、基本数据库建设对古文字研究的作用。随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刘钊教授对清华简《五纪》中部分疑难字词的训释提出了商榷。

(线下会议现场)

荆州博物馆考古所赵晓斌副所长介绍了一篇摘首句拟题为《吴王夫差起师伐越》的战国楚简,该简2020年10月出土于荆州枣林铺造纸厂战国楚墓,与清华简中被命名为《越公其事》的文献高度相似,为同文异本。他在对比二者文本异同的同时,也从补缺、编连、篇题等诸方面,借《吴王夫差起师伐越》检验了清华简《越公其事》整理工作的得失。这一考古发现也再次证明清华简绝非伪造。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锐(Yuri Pines)教授指出,清华简《越公其事》有助于推进学界理解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间借历史进行说教的文体,强调需要走出诸子学派的框架理解该文献,也认为该篇体现了战国时期政治思想的演进。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小寺敦副教授讨论了《越公其事》中的君主形象,认为该形象表现出以“信”德为基础,强调赏罚分明的治国理念,该理念以《荀子》思想为基础,经由各地思想的融汇激荡而成。

芝加哥大学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回应了研究盗墓文物的伦理争议。他认为,收购、研究、保护清华简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 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清华简为中国本土文物,中国的相关文化机构诸如清华大学有权利,也有责任保护、发表这批文化遗产。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进行清华简的研究与保护活动,而即将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英译》系列也秉承着这一理念从事简文翻译工作。

中心程浩副教授作了题为《新出简帛与近三十年来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转进》报告。程浩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国人文学界多受西化影响。九十年代简帛古书的大量发现,促使以先秦典籍为基础的传统人文学术率先进入“以中国化为纲”的转型,成为了推动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快速转进的动力。“以中国化为纲”的思路也遭到了部分西方学者“本土主义”的批评,程浩回应认为应该去除偏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看待中国古代研究。

随后的自由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主要就即将发布的清华简第十一辑《五纪》相关问题、枣林铺造纸厂战国楚墓出土材料、《左传》史源问题、利用计算机研究所造成的版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天会议最后,中心李守奎教授作学术总结。李守奎表示,疫情期间大家还能齐聚一堂,难能可贵,可以说是收获满满。与此同时,他一一谈及自己对各位学者报告的感受,感谢了学者们的关爱与支持。


20日下午6:30,会议进入到第二天议程。第二天的报告多与已发表的清华简有关,会议由中心马楠副教授、程浩副教授主持。

会议首先围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中记述对社、后稷、士正等神祇的祈祷之辞的《祷辞》进行。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陈伟教授报告《清华大学藏楚简〈祷辞〉研读札记》,对该篇文献中关键字句的训释、断读提出商榷。郑州大学季旭昇教授将《祷辞》所载社祭内容与其它涉及祭祀的文献、考古材料互相印证,探讨了部分字词的训释以及先秦社祀神主的表现方式等问题。

随后,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史考(Scott B. Cook)教授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所刊布的《邦家之政》进行解析。他首先对《邦家之政》的释文提出修正,其后将《邦家之政》置于儒、墨论辩的背景下分析,认为该文献在思想上折衷了儒、墨差异。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黄冠云副教授从《史记·殷本纪》所载《傅说之命》《高宗肜日》两则故事之间的联系出发,认为两则传说都表现了武丁任人唯贤、不耻下问的特质,可以说是一个主题的两种变奏,对今后学界研究武丁故事有所裨益。中国孔子研究院刘光胜教授将清华简《筮法》与其他《易》类文献进行比对,将早期易学分为《连山》《归藏》《周易》和清华简《筮法》四系,揭示出早期易学思想多元发展、相互激荡的繁盛景象。

此后,郑州大学、中国钱币博物馆黄锡全教授以楚简新出材料重审楚币文字训诂、价值兑换、大布国别等问题,认为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待于更多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王志平研究员发表《“免”字臆解》,认为“免”字两种字形上半部皆为“冕”的象形,反映了古代冕制从朴野到文明的时代进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董珊教授发表《说“縕韨”》,认为《玉藻》“一命縕韨”与西周金文中初命之服“缁巿”在礼制、字形上可以沟通。

最后两篇报告围绕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所载周公旦、伯禽、周穆王满、召伯虎的四组告辞的《四告》进行。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来国龙副教授对其中几个与祭祷仪式有关的疑难字提出商榷,强调语音学、跨文化比较在古文字考释中的意义。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邓佩玲副教授作题为《从清华简〈四告〉“者鲁”谈〈尚书〉的“诰”体》的报告,认为“者”“鲁”是两个独立成句的叹词。“者”读为“都”,是引入议论的标志。“鲁”可能读为“俞”,表示对前事进行肯定、应允。叹词“都”“俞”的起源十分古老,但它们出现在《尚书·虞书》《四告》中,不能直接证明文献为原始实录,而更可能是后世编纂者有意在文本里掺入,营造出古雅的语体效果。

随后的自由讨论环节中,与会同仁主要就《四告》具体字词的训释、用词所致语体效果、《祷辞》的训释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心刘国忠教授致闭幕词。刘国忠表示,海外汉学的简帛研究成果非凡,值得借鉴。汉学家重视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与中国学术界的沟通,清华简更是近十多年汉学界的“显学”。本次研讨会对于未来简帛研究的走向,以及海内外学者间的进一步合作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讨论被盗文物的伦理问题是会议的重点。刘国忠表示,我们尊重、理解一些学者对清华简等文献的怀疑态度。对如何处理流散市场的珍贵文物问题,刘国忠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清华简等流散文物资料的抢救和整理研究,对中国人文学科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影响,应该对此进行经验总结。

(刘国忠教授致辞)

最后,刘国忠还介绍了中心目前实施的相关学术计划和进展。清华简第十一辑的成果发布会很快便要举行,而向大众推广的清华简《校释》系列、向海外学界推广的清华简《英译》系列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

至此,“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