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宽先生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成果发布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李先生、裘先生、谢校长,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新年伊始,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清华简》第三辑的成果发布会,可以说新年之初给我们带来了欣喜。昨天晚上匆忙翻看了《清华简》第三辑,感到非常的惊喜。《清华简》第一、二辑发布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刚才裘先生特别强调了清华简的学术价值。清华简除在先秦史、古代文献学、古文字学、语言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以外,第三辑又给我们展现了一种新的价值——那就是对中国先秦文学研究的重大价值。下面,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清华简的文学价值首先体现在《诗经》学方面。裘先生、李先生都已经提到了这一点。《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渊源,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诗经》从流传以来,在很多问题上都形成了长期的争论。上海简《孔子诗论》公布以后,曾经引起了人们对《诗序》的重新研究与思考。我们知道,建国以后,对《诗经》的研究主要走了一条纯文学的道路。清华简发现后,第一辑《耆夜》篇记载了君臣饮酒作诗,再现了西周诗歌创作的一些情景。这辑发布的《周公之琴舞》这组诗,就像李先生在《文物》2012年第8期所介绍的,使我们再次看到诗与乐、舞的关系,以及《诗经》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关系。《芮良夫毖》一篇,启发我们进一步反思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诗经》写作的真实意图,要重新估价《诗序》的内容和意义。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所涉及的关于《诗经》研究的这些问题,意义确实是非同一般的。现在的情况是,研究文学的真正来研究清华简的比较少。

今天,我最想说的是第二个问题。这批简除了《诗经》佚篇的重要发现以外,还有一篇作品,就是《赤鹄之集汤之屋》。李先生在《文物》上介绍这篇作品的时候,最早提出这篇作品与《汉书·艺文志》记载的《伊尹说》可能相似。《伊尹说》,我们知道《汉书·艺文志》是把它归到“小说家”一类的,是小说十五家的第一家,就是《伊尹说》二十七篇。李先生的看法,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先秦文学中的“小说”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命题,涉及中国古代“小说”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是怎么发展的。

大家都知道,在《庄子》里面就有“小说”这个词,到《汉书·艺文志》列了十五家小说,放在“诸子略”后面,提到有一千三百八十篇。并且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在《伊尹说》后面还注释说:“其语浅薄,似依托也”。这十五家小说,过去都亡佚不存,文学史家对它们的内容不甚了然,很多研究文学史特别研究小说史的专家都认为先秦并没有“小说”,他们信从张衡在《西京赋》里面所说的“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认为汉武帝时候的方士虞初以“医巫厌祝之术”著《周说》,这就是“小说”的起源。

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似乎可以归到小说家这一类。如果这样的话,《赤鹄之集汤之屋》这一篇就应该是先秦小说的原貌。当然《伊尹说》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面貌,《赤鹄之集汤之屋》能不能归到《伊尹说》里面虽然还有待研究,但把它的性质当作小说来认定,我认为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认为《赤鹄之集汤之屋》是一篇小说,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确定无疑的先秦时期的小说作品,这在文学史上当然是一个重大发现。

我们认为,无论从简文的故事结构、内容和性质还是从写作方法上来看,把《赤鹄之集汤之屋》看作先秦的小说作品,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根据学者的研究,汉代的小说创作大都与神仙方士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艺文志》十五家小说,其中确定是汉代人作品的,基本上都出自方士之手,它主要的内容也是谈方术的。《赤鹄之集汤之屋》的故事,体现了浓厚的巫术色彩,这就与虞初以“医巫厌祝之术”著小说很相似。这种与汉代小说家创作特点的一致性,恐怕不是偶然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文学中真正称为小说的这种文体的产生,当然不可能早到先秦时代。研究小说史的学者石昌渝提出:传统目录学上的小说与作为散文叙事文学的小说的分水岭,就是“实录”还是“虚构”。说实话的是传统目录学的小说,编假话的那就是作为散文叙事体文学的小说。

由于对小说的文体特征、内涵理解不一,在相当长时间内,小说这种文体在目录学里都是作为正史的一种补充,它在归类上要么放在史部,要么放在子部。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到唐代传奇出现以后,可以说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就走向了成熟。不过一种文体的成熟和从理论上认识到它是一种文体并不是同步的。到明代时才有这样明确的认识,正式把文学类的这种小说确认下来,但是它的起源和成熟实际要早于这个时代。

按照叙事文学小说文体的特征来看,《赤鹄之集汤之屋》也符合虚构故事这样一个基本特点,还具备了其他一些特征。比如,这篇故事虽然篇幅不长,但是人物关系很复杂,它涉及到汤王、小臣、汤王的妻子,拟人化的群乌,群乌中间还有巫乌;故事还涉及到了上帝和后土,帝派了两条黄蛇、两只白兔,到夏桀那儿作祟。整个故事人物关系非常复杂,在一个短短的文本中设计出这么复杂的关系干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作者有意识地为自己展现丰富的想象来编故事创造条件的。

第二就是故事情节有起伏。这个故事情节生动,一开始汤发现一只赤鹄,把它射下来让小臣做羹,这是一件好事。汤王出门了,他的妻子要求尝羹,然后在她迫使下小臣让她尝了鹄羹,故事开始发生转折;小臣因为惧怕汤王追究而逃跑,因汤的诅咒病倒在路上,不能讲话,差点儿被群乌吃掉,这个时候巫乌就来搭救他,于是故事再次发生转折;然后就是经巫乌指点,小臣去见夏桀,并帮助夏桀斩除作祟的灵异之物。故事有起有伏,生动有趣。

第三就是人物对话很生动。人物对话是小说的特点,这篇先秦文献里面,有很口语化的对话。比如,汤的妻子要喝羹,小臣说不能给你喝,喝了王要杀我。他妻子说,那你要不给我喝,我也要杀你怎么办,一问一答,很是生动。此外,群乌与巫乌之间的对话,以及小臣见夏桀时自称是“天巫”来了,对话也都很生动。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篇文字具有文学的功能和特色。它讲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完全属于《汉书·艺文志》说的街谈巷语、趣闻轶事之类,看不出这个讲故事的作者要表达多少这个故事之外的道理和寓意,就是说他没有明确的功能指向。谈小说的起源都要提到先秦诸子中的寓言故事,但在先秦诸子散文里面,引寓言、讲故事,目的都是为了说理论道。而这篇简文只是讲故事而已,你不知道它要说什么道理。尽管这篇简文也说了蛇、兔子包括后土来作祟降疾于夏桀,是由于受到帝的指使,好像是天命在起作用。但实际上作品并没有强调帝命不可违,相反小臣却是违帝命而行动。他自己去帮助夏桀来解除这个疾病,杀了这些灵异动物,这么做不就违帝命了吗?从这些综合来看,这篇作品并没有特殊的政治寓意,就是讲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个完整的故事具有叙事文学的审美功能。

从这个作品本身分析来看,它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应该是一篇文学作品。尽管从人物真实性来说,汤、夏桀、小臣这些人是真实的,也有文献记载可证。但是,说伊尹是一个厨子,他的身份是个小臣,这只是西周以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流行的传说。从甲骨文发现的伊尹史料和传世文献的梳理来看,早期他并不是这样一种身份。而且伊尹起于庖厨的这个传说,一开始就有人不赞成,包括孟子。孟子就批评这个观点,说伊尹不可能是一个靠做汤做饭来取得汤的信任的人。从人物关系来说,过去讲汤和伊尹,都是明君贤臣的关系定位,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这个故事里面,就看不出来是这样一个关系定位。虽然传说小臣伊尹曾经“五就汤,五就桀”,但他始终是辅佐商汤而背弃夏桀,这个地位关系也是明确的。这个故事反过来了,汤诅咒小臣,小臣逃而助夏桀,不仅从未见文献记载,而且与文献形成的人物关系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从这个事件来看,以赤鹄煮羹可能与《楚辞•天问》的那几句话有关系,是楚地传说的一个故事,但是在这篇文献中这个故事显然经过铺陈发展,是作者进行了整体构思创作而成的。把这些综合起来看,我们认为这篇作品确实相当于一个叙事体的小说,小说的一些基本要素它大都具备了。

退一步说,我们不认为它是一篇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的小说,至少可以把它作为《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那种小说家的小说,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无论将它定位在哪一种小说,《清华简》(三)公布的这篇文献都为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起源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长期以来,文学史家们都认为先秦没有小说,这个结论恐怕因这批文献的公布要重新思考,甚至要重新改写。

受李先生的启发,我谈了一点理解,不知道是不是有道理,请各位指教。总之,我认为《清华简》(三)的公布再次展现了清华简的另一个重大价值,就是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我想,随着后续材料的公布,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与文学有关的材料发现,这应该引起研究文学史的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程浩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