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文字与文献论稿》出版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邬可晶博士新著《战国秦汉文字与文献论稿》,2020年7月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精装16开,定价128元。以下是新书封面书影、内容简介、作者简介、目录以及作者后记。

【封面书影】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邬可晶先生2018年9月之前发表或撰写的有关战国秦汉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研究的学术论文31篇,内容包括战国秦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考释及相关问题,上古汉语用字及词汇研究,出土简帛材料的编连和拼缀,利用出土材料对传世先秦秦汉古书的校读,以及《孔子家语》专题研究等,是作者近十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此次以“战国秦汉”为范围将相关文章结集出版,便于读者查检。

【作者简介】

邬可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1983年3月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毕业,导师裘锡圭教授。2011年年7月进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古文字学、出土文献与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已出版专著《〈孔子家语〉成书考》(中西书局,2015年),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录】(繁体)

001 戰國時代寫法特殊的“曷”的字形分析,並説“

”及其相關問題

035 從楚文字“原”的異體談到三晉的原地與原姓(與郭永秉合著)

053 上古漢語中本來是否存在語氣詞“只”的問題的再檢討—以出土文獻所見辭例和字形爲中心

083 郭店《老子》甲組21號簡有關異文的解釋

103 釋上博楚簡中的所謂“逐”字

123 説上博簡《容成氏》“民乃宜怨”的“宜”及古書中的相關字詞

134 《上博(七)·凡物流形》補釋二則

141 釋《凡物流形》甲本27號簡的“朵”字

145 《上博(九)·舉治王天下》“文王訪之於尚父舉治”篇編連小議

161 《尹至》“惟胾虐德暴

亡典”句試解

170 “咸有一德”探微

191 談談清華簡《程寤》的“望承”

201 讀清華簡《芮良夫毖》札記三則

211 清華簡《說命下》的“

”與賈誼《新書·禮》的“眭”

220 石經古文“殽”字來源續探

223 以《五行》爲例談談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重新整理的情況

243 馬王堆帛書《德聖》篇研究—兼談郭店簡《太一生水》的分篇、分章及其與《老子》的關係

265 略論帛書《明君》的文本來源和學派歸屬

276 馬王堆漢墓帛書《十大經》補釋二則

286 讀馬王堆帛書《刑德》《陰陽五行》《天文氣象雜占》瑣記

307 孔家坡漢簡《日書》短札四則

319 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叢札

333 讀阜陽漢簡《周易》釋文小記

346 讀簡帛古書札記二則

354 關於《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肆、伍冊釋文注釋的一些意見

361 説古文獻中以“坐”爲“跪(詭)”的現象

370 出土與傳世古書對讀札記(四則)

378 銀雀山漢簡《王兵》與《管子》互校(二則)

380 《墨子》“畢劫”“畢强”解

389 出土戰國秦漢文獻與《孔子家語》成書研究

429 《孔子家語》卷一《相魯》等四篇校理

469 後記

【后记】

本书收入的是我近十年来所写的研究出土战国秦汉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的文章,大抵以2018年9月之前正式发表(包括发表于网络,但不包括仅于学术会议宣读。最末一篇未发表过,情况特殊,详文首的“说明”)者为断限。事实上有关文章不止这些,所以选取这三十一篇,主要是重读之下,自觉这些篇似乎还不至于一无是处,徒乱人意,或者竟于学术讨论略有补益罢了。顺便说一下,如按原发表时的面貌计,本书所收的文章也可以说只有三十篇:《说古文献中以“坐”为“跪(诡)”的现象》本是作为《马王堆汉墓帛书〈十大经〉补释二则》的“外一篇”,“加塞”发表的。考虑到二者内容上毫无关联,干脆就让“外一篇”独立为好。此外,我还写过一些关于甲骨金文和其他方面的学术文章,俟他日另行结集,再供大家批判。

本书虽是我的第二本著作,但这本论文集的面世,反而比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第一本专著出版之时,更加让人感到惶恐。

昔年读周作人的文章,对周氏隔若干年便把已发表的文章自编成集的做法,一直很感歆羡。后来混迹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界,知道本行内的不少优秀学者,往往是靠单篇论文逐步积累起他们的学术地位的,有些学者甚至终其一生只留下了几本论文集。大概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最适宜于以论文的形式表达,也未可知。所以,古文字学者而能出版论文集,在我看来是一件十分崇高的事情。按说以我的水平和资历,是断断不敢跻身此列的。不过,世人对于歆羡崇敬之事,不免有私下追随摹仿的心理;又由于“2011计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与本人所任职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资助,使我获得了一个可以把拙文结集的机会,虽然本当敬谢不敏,却不禁暗自效颦起来。这是我所以感到惶恐的原因之一。

本书中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现已分为两篇的),是2009年上半年写成的。那时我还是鄙中心的在读博士生,文章之幼稚,见解之浅陋,可想而知。当然现在也不见得比当初长进多少。在此之前,即从2007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开始,裘锡圭先生已多次帮我修改过文章了。裘先生为我逐字逐句修改的文章,主要观点大多靠不住,并无发表的价值;但先生仍不惮其烦地给我讲解,指出我思考问题和行文中的疏失。裘师母曾开玩笑地说裘先生这是“幼儿园式的教学”。但我觉得这种“幼儿园式的教学”,对于初写文章的学生来说,是最能直接受益的。只因我不够争气,在裘先生为我手把手改过几次文章之后,写出来的东西现在看仍不能满意。为了稍稍弥补缺憾,我尽可能地为收入本书的文章加了“编按”(有少数篇曾收入其他论集,彼时也加过“编按”。这些“编按”,本书一概加以承用。由于那些论集的出版时间去今较近,故不对此类“编按”另作区分),或改正明显的错误,或补充相关的材料,或交代一些有必要交代的情况(“编按”一般加在相应文句之后,个别比较复杂的“编按”,则加在全文之末)。至于对具体行文所作的不影响文义的修改,为免繁琐,就不一一注明了。即使如此,文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疏误或不妥之处。这是我所以感到惶恐的原因之二。

从前陈剑先生跟我们聊天(实即谈学问),不止一次说到过写文章的“说得死”与“有意思”。所谓“说得死”,就是文章的结论需凿实可信;所谓“有意思”,就是讨论的问题较为重要,或能给人以启迪。陈先生感到有时候“说得死”与“有意思”很难两全,有些文章虽“有意思”,却未必“说得死”;有些文章“说得死”,但意义不大。“说得死”且“有意思”的文章,可遇而不可求;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如何抉择,是摆在学人面前的课题。回想我自己写过的文章,多为针头线脑之属,“说得死”犹且不及,遑论“有意思”。虽然主观上也明白应该把“针头线脑”编织起来,力求恢复较为完整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历史”是广义的,包括语言、思想、文献等的历史)的图景,或能从“针头线脑”之中看出历史的真相和实质;但此是“心向往之”的境界,目前显然无法达到。既达不到,却还要把“针头线脑”拿出来献丑,这是我所以感到惶恐的原因之三。

我在动念编集之初,曾想过取“扫边集”作为书名,以示惶恐不安的心情。过去京剧界有“扫边”一说,专门指唱三路、四路靠边站的活儿的演员,如“扫边老生”。我认为我所做的工作,大概跟“扫边”差不多,以此名集,倒也副实。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虽然近来貌似有热闹之趋,其实在整个学术研究的园地里,总体上仍属冷门学科,处于“扫边”的地位(看校样时按:最近情况已非如此,由此可见我的“短视”)。这种“边缘化”我却认为是很可宝贵的,学问因此而得纯粹。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言“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大树,“无所可用”故能“不夭斤斧,物无害者”,“安所困苦哉”。如此说来,以“扫边”名集,自谦之余,也含有一些自尊的意味。不过,此名乍一看让人难知究竟,所以最终还是改成了现在这个比较直截明了的书名。不知将来是否有机会能把“扫边集”之名用上。

本书得以出版,全赖前面提过的“2011计划”和鄙中心的助力,谨向慨允本书纳入资助的中心刘钊主任及各位老师申以谢悃。本书所收《从楚文字“原”的异体谈到三晋的原地与原姓》,从立意到属文,都与郭永秉先生反复讨论、互相启发、再三修改,可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感谢郭先生同意我将此文收入拙集,令本书生辉。感谢审阅指正过拙文的诸位师友、发表过拙文的各家书刊以及曾经读过或即将读拙文的读者方家。责编姚明辉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焦磊兄欣然为拙集题签,亦深致谢意。

2018年7月31日

(编辑:侯建科 审核:贾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