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的合集：格言、记忆、诗歌与术数》
作者：[荷]武致知（Rens Krijgsman）
整理者：王翔宇、杨汇垚 译，张伯凡 校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5月
定价：78.00元
ISBN：9787573220875
作者简介
武致知（Rens Krijgsman），男，1987年生，荷兰人。牛津大学东方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仲英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出土文献、写本文化研究。现任EASCM（欧洲简帛学会）委员会秘书，Bamboo and Silk（《简帛》英文刊）副编辑，《饶宗颐国学院汉学丛书》编委委员，Bulletin of SOAS（《亚非学院院刊》）国际顾问委员，南京大学—牛津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编辑委员会委员。
内容简介
本书作为对写本合集的首创研究，探讨了当格言、故事、歌曲和祷词被载于同一写本上时会发生何种变化。研究涵盖了战国和早期帝国时期的大量写本，涉及哲学、史学、诗歌和方术等各类文献，描述了集于单一写本上的多文本的完整“生命周期”。鉴于比较和跨学科的进展，并基于对写本物质性和文本性的仔细研究，本书展示了“合集”（collection）在早期中国文本和知识的发展与获取中的重要性。
目录
序一 陈伟 / 1
序二 夏含夷 / 1
自序 武致知 / 1
绪论 / 1
一、关于口述 / 7
二、写本文化中的文本收集 / 9
三、写本形式的合集 / 12
四、合集的形式与用途 / 14
五、合集在早期中国扮演的角色 / 17
六、文献来源和注意事项 / 19
七、研究概述 / 23
第一章 写本物质性：合集如何组织格言 / 26
一、未出世的《老子》：文本模块的物质性 / 28
二、基于听觉的组织形式：上博简《用曰》 / 33
三、通过视觉增强的组织形式 / 38
（一）创造文本模块：《凡物流形》中的标识符号和韵律 / 38
（二）“已被言说”的集聚：《语丛四》 / 43
四、组成论点的文本模块 / 48
（一）论证形式的可视化：《语丛二》 / 49
（二）结合原则与格言：《语丛三》 / 53
（三）格言合集的使用：比较证据 / 56
五、结论 / 58
第二章 故事的集成：历史的重组和整合 / 60
一、碎片化的历史：祖先和先王之歌 / 63
二、《容成氏》：建构对历史包罗万象的叙事 / 67
（一）建构文化谱系 / 68
（二）历史的开拓 / 71
（三）历史的公式化框架 / 74
（四）因果关系：构造连续的事件链 / 78
三、战国时期历史陈述的发展 / 79
（一）上古的疑虑：《唐虞之道》和《子羔》 / 82
（二）关于历史的元叙事中的冲突：《鬼神》 / 84
（三）重构文化记忆：《穷达以时》 / 87
四、结论 / 91
第三章 合集与经典：体裁的形成 / 94
一、诗歌用途的发展 / 96
（一）大型诗歌合集：影响极小？ / 98
（二）小型诗歌合集 / 101
二、诗歌合集涌现的性质 / 104
（一）按体裁集聚：《周公之琴舞》 / 105
（二）演出作者身份：《耆夜》 / 112
三、得到注解的诗歌合集 / 118
（一）体裁标记的转变 / 119
（二）诗歌与表演的分离 / 122
四、把韵文当作诗作来传授：以《性自命出》解读《孔子诗论》 / 124
（一）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 / 126
（二）观其先后而逆顺之 / 127
（三）体其义而节文之 / 129
（四）理其情而出纳之 / 130
（五）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 / 131
五、结论 / 132
第四章 收集与传播：术数知识的使用 / 135
一、占卜的早期记録：包山、唐维寺和葛陵简 / 136
二、战国时期祭祷和卜筮合集 / 140
（一）作为指南的合集：上博简《卜书》 / 140
（二）储藏的合集：清华简《祝辞》和北大秦简背面 / 142
（三）便携的祷词和咒语合集：《祷辞》和《祠祝之道》 / 146
（四）《祠祝之道》 / 150
三、秦汉时期日书和相关的合集 / 152
（一）术数知识的专业和个人选集：周家台秦简 / 154
（二）祭祀和日常生活：岳山秦墓木牍 / 158
四、结论 / 162
结语 / 164
写本文化对文本激增的响应 / 164
古典文明比较方面的考虑 / 167
参考文献 / 170
一、古籍 / 170
二、专著及学位论文 / 170
（一）中文 / 170
（二）外文 / 173
三、单篇论文 / 184
（一）中文 / 184
（二）外文 / 190
序一
武致知教授的大作，Early Chines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Sayings, Memory, Verse, and Knowledge《早期中国的合集：格言、记忆、诗歌与术数》（以下简称“《合集》”），2023年由博睿出版英文版，现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中文版，更方便中国学者阅读、参考。
书名中的Early Chinese Manuscript（“早期中国写本”），指的是战国晚期、秦至西汉早期的简牍写本，Collections（“合集”）则是指两篇或更多篇文档汇聚在一个简册之中，偶尔也写在一组木牍之上（如书中已有论述的岳山秦日书）。如同《合集》的绪论业已说明的那样，该书“合集”的概念涵盖“多文本写本”（multiple-text Manuscripts）和复合文本（composite texts）这两种形式。前者是指不止一则文本位于同一个物质载体上，后者同样是由本来独立的文本组成，但是这些组成部分最终整合形成了一篇单独的文本。作者希望通过这一命题，考察战国秦汉时的人们收集文本（无论是口述、记忆还是书面文本）的手段，如何将文本整合到一个写本上，人们对文本合集的接受，以及这些合集又如何影响文本的传播，如何塑造了人们获取知识和文本的方式。在绪论之后，《合集》主体分四章展开，分别深入探讨格言、故事、诗歌、方技术数方面的合集，通过二十多种简牍文本的实证性研究，对相关合集的特征、内涵、意义进行深入剖析和系统阐述。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简册古书，如同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所说，以“单篇别行”居多。不过，合集的形式也时常可见，是当时比较习惯的作法。就《合集》展开讨论的竹书而言，郭店楚简中的《穷达以时》和《语丛》四种等，上博藏楚简中的《凡物流形》《容成氏》等，清华藏楚简中的《周公之琴舞》《耆夜》等，楚简中的卜筮祷祠记录、北大藏秦简中的《祠祝之道》，以及楚、秦、汉简中的日书，都属于合集的范畴。对于简帛中的这类文献，学者曾有所涉及。李学勤先生总结简帛古书十种情况，关于第七种“合编成卷”说：“如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以《老子》两篇同《五行》《九主》《明君》《德圣》四篇抄在一起，成了一卷书。这些内容思想倾向很不相同，虽然有某种联系，却分隶不同学派。尤其《五行》出于子思、孟子一派之手，和《老子》不能同日而语。”（《对古书的反思》，《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顾史考先生则就郭店竹书指出：“即使是体制相同者，虽或甚至原编在一起者，如《成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及《六德》等四篇，或《缁衣》与《五行》二篇，看其于他处之分合情况即可知并不能以一套书之概念看待。”（《以战国竹书重读〈古书通例〉》，《简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对如何看待合书于一编的郭店简《老子》丙组与《太一生水》、上博简《子羔》《孔子诗论》与《鲁邦大旱》之间的关系，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参看陈伟、彭浩主编：《郭店楚墓竹书》，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2页；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1—132页）。不过，把这类文本用“合集”概括，作为简牍写本的一项课题作专门研究，并且提出一系列创识，致知当称第一人。对古书的形成、流传形式的认识与研究，因本书有了重大进展。在简牍写本学的推进中，《合集》必将占有重要地位，产生较大影响。
由于长年从事简牍整理和校读，我在拜读同行的著述时，对其中引用简牍文本的态度和做法，不免比较挑剔。而《合集》在这方面的处理，则是谨实、干净，让人放心。我们看到，任何一批时代较早的出土文献，都会在原始资料公布之后有一个历时较长、由较多学者参与的讨论过程，这样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阐释上，达到较高的水平，形成大致的共识。对于用古文字写成的先秦竹简文献来说，由于文字辨识和简序排定上的难度，尤其如此（陈伟：《郭店竹书别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合集》高度重视各国同行对于简牍文本整理复原的工作，尽量利用最新成果或最合理而得到公认的见解，征引存在歧见的简牍文本，能够择善而从，注明根据。如在第一章中注释说：“通过对比可知，《凡物流形》甲本和乙本都有着省略和讹误，不过一般认为乙本要更加完备。值得注意的是，甲本的最后一简上似乎有书手练字的痕迹。《凡物流形》甲本和乙本最初发表于马承源（2008），第76—132页（图版）和第220—230页（释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2008）对《凡物流形》文本进行了第一次集中释读，随后李锐（2008）和顾史考（2009）也发表了相关的释读和修订。下面的《凡物流形》释文，如无额外标注，均从顾史考。”（第38页注①）第二章中关于《容成氏》注释说：“参见Pines【尤锐】（2010）、Allan【艾兰】（2010）和郭永秉（2008）的研究，其中包括相关学术综述。该写本由53枚竹简组成，各简长约44.5厘米，写有42至45个字，总字数约为2300字，参见马承源（2002），第91—146页（图版）和第249—293页（释文）。此处所用释文版本基于陈剑（2004），主要改动参考郭永秉（2008）。”（第67页注②）这种严谨细致的写作风格，使得《合集》建筑在扎实的文本基础之上。
2017年至2020年，我与致知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有着非常值得怀念的共事经历。他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履职后，仍然长期担任Bamboo and Silk主编助理，对武大简帛研究中心和我个人给予多方面的无私支持。他为人行事，总是透射出发自内心的诚实、谦恭、责任感。我有时禁不住会想，这是荷兰民族固有的风格，还是浸习了中国人的品德，抑或二者兼具。我不善于写序言这类文章，因而视为畏途，总是尽量躲避。但当致知问我能不能为《合集》写序时，我直陈没有任何推辞的理由，认真写下这篇文字。
陈伟
乙未初夏于洪山雅苑
序二
与武致知（Rens Krijgsman）教授的初识纯属偶然，好像是2015年夏天，我们两个人同去参加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的“欧洲中国写本研究学会”年会。我从意大利启程，武致知则从英国牛津出发，几乎同时抵达离海德堡不远的法兰克福机场，乘坐会议负责人给我们安排的小车一起去海德堡。武致知当时还是研究生，正在写博士论文，而我和他不一样，是成年学者（也可以说是老年学者）。学生面对这样的情况通常会表现得相当腼腆，不愿意说太多话。武致知倒不是这样，显得很自信，但不自大，跟我说他博士论文题作《早期中国写本之论述的文本化》（The Textualization of Discourse i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主要探讨中国出土文献所反映的口述文化与文本文化的相互关系。我们抵达海德堡的时候，其他的代表还没有报到，我们两个人便趁这个机会到海德堡附近的山上散步，边走边接着聊武致知的博士论文。我的记忆如果没错，当时我对他提到的一个关键词“记忆”相当感兴趣。武致知博士导师是德国学者麦笛（Dirk Meyer），他许多论文里还经常提到另一位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所提倡的“集体记忆”。由于我对阿斯曼的理论了解得不够，个人觉得这个概念有点模糊，便向武致知请教。他不但给我介绍了阿斯曼对埃及和以色列古代文献的研究贡献，还说明了“集体记忆”对中国古代文化史可能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记得武致知的说明相当合理，尽管我现在记不清具体是哪些意义了。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两个人还是一起坐小车去机场。这一次我们的谈话比较实在。武致知说他从前在台湾读过书，同年九月还要去台湾，在“中研院”史语所访问一年，参加该所的“博士候选人培育计划”。他也说，他毕业以后想在中国大陆多住几年。我对他说，去大陆，务必要去拜访一下武汉大学的“简帛研究中心”，那是战国秦汉出土文献研究最优秀的单位，我还说可以给“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教授写介绍信。陈伟和我当时正在创办一个新的学术刊物Bamboo and Silk，作为简帛研究中心出版的《简帛》的姊妹刊物。我正为这本英文刊物的编辑工作发愁，而陈教授则说，武汉大学想要聘请一位西方学者教西方汉学，同时也可以帮忙编辑刊物。武致知在台湾的访学结束以后，便来到大陆，去了武汉。一如陈教授所说，武汉大学聘他为特聘研究员和珞珈学者，教学内容是写本文化研究和西方汉学。对我而言，武致知更重要的任务是做Bamboo and Silk的副编辑。此后他在武汉工作五年，在这五年中对刊物的成功举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其实，我常和陈伟说，没有武致知，我们就要停刊。
武致知于2021年离开武汉大学，调到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工作。我又担心起Bamboo and Silk该怎么办下去。幸而后来武致知不但继续担任Bamboo and Silk编辑工作，还参与了我在清华大学的另外一个学术项目。从2019年起，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教授合作，我一直在主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国际项目，要将清华简全部翻译成英文。武致知调到清华的时候，第一卷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出版社出版英文书的经验不足，特别是如英译丛书那样中英结合又有古文字的书。第一道校样特别糟糕，西方读者绝对不会接受。发现问题以后，黄德宽便让武致知担任我们翻译团队与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中间人，等到第一卷于2023年出版的时候，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到2024年第二、三卷出版的时候，出版过程就相当顺利。武致知自己所著《〈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6：〈郑武夫人规孺子〉诸篇》也于同年出版，获得学术界好评。我们这个项目总共要出十八本书，因为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每一本都有新的问题要解决。好在武致知在清华尽管有着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任务，但也可以兼顾出书的工作。正像Bamboo and Silk那样，没有武致知，我们的项目就要停止。
武致知对Bamboo and Silk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与英译》的贡献都值得赞扬，但是我今天写这篇序言的目的其实与这些工作没有太多关系。武致知于2023年在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了Early Chines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Sayings, Memory, Verse, and Knowledge，这是他博士论文的修订本。因为该书已经获得西方学术界的重视，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中文版，即当前这本《早期中国的合集：格言、记忆、诗歌与术数》。译文完成后，武致知请我撰写序言，我自然感到非常荣幸。这本书虽然源于武致知的博士论文，可是内容已经扩展很多。武氏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有着非常难得的工作条件，他每天都有机会接触到战国秦汉各种各样的简帛原件，见多识广，没有哪个西方学者有他这样丰富的简帛学知识储备，这一点可以从本书涉猎文献的广度窥见一斑。本书讨论了《老子》《论语》《史记》《诗经》等一般传世文献，但重点在于出土文献所提供的新知。据不完整统计，本书对下列出土文献有专门讨论：郭店简《老子》，上博简《用曰》《凡物流形》，郭店简《语丛》（二、三、四），上博简《容成氏》《子羔》《鬼神》，郭店简《唐虞之道》《穷达以时》，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耆夜》，郭店简《性自命出》，上博简《孔子诗论》，包山、唐维寺和葛陵简的卜筮记录，上博简《卜书》，清华简《祝辞》《祷辞》，北大简《祠祝之道》，周家台《日书》等。此外，他还论及诸多其他文献。这些文献代表战国秦汉各个文献类别，包括《书》类、《诗》类、史类、诸子类、术数类等，每个类别都需要不同的文献学知识，其中内涵往往不是一目了然，而是需要研究者每天不间断地阅读和整理出土文献才可以得到比较全面的了解。根据这个知识，武致知经常能够敏锐指出多篇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譬如，他对上博简本《容成氏》的性质有独到的看法，以为它并不是一种通史，而是基于记忆的合集，他说“《容成氏》通过精细的时间结构系统来组织其内容。这篇文本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在每个层面，文本都高度依赖公式化的语言来标志时期的开始和结束，介绍新的统治者，并在叙事中强调因果关系和创新”（第68页）。在宏观的层面，他把《容成氏》与上博简《子羔》和郭店简《穷达以时》联系起来，说这些文献都有一个共同论点，即古代的常识不再能够作当代的制度，统治者不应该回顾过去，而应该发明新的方法来处理当前的问题。据武氏所得结论，《容成氏》《子羔》和《穷达以时》都反映了战国中期的禅让思想，表面上是古代做法，但是事实上是全新的概念。
武致知对上述各篇文献的诸多具体见解，于此无法一一指出，也许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在宏观层面对中国古“书”之演变的阐释。这里的“书”不是指所谓“《书》类”文献，而是泛指典籍。武致知强调，早期中国古书几乎都是一种“合集”（collection）。他在《绪论》里说：
我所用的“合集”（collection）一词是一个广义概念，指那些包含了（原本有着）多篇不同文本的单一写本。（第1页）
他还加上了注解讨论另外一些同义词，说明为什么不采用这些更具体的术语。
其他更具体的术语，例如“汇纂”（compilation）、“全集”（compendium）、“文选”（anthology）和“选集”（florilegium），更多是用于描述更加成熟的文本文化下的产物，这些文本合集往往需要经过高度有意识的文本选取和编辑，而本书所讨论的文本汇总手段要更为宽松，因此这些表述并不适用于此。（第1页注①）
他说中国古书原来是由“多篇不同文本的单一写本”，这与余嘉锡（1884—1955）《古书通例》的说法非常相似。余氏在该书“古书单篇别行之例”里说：
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1]
余氏的统论对当代中国学术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他的《古书通例》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重刊出版之后。譬如，李零在《古书通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古书多由“断篇”构成，“常常缺乏统一的结构，因此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很大，……读者的自由度也比较大”。他还采用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提出的“作者”概念谈及中国古书：
对晚近之书来说，“想”“说”“编”“写”可能是一回事，“撰人”常常是自作之人（尤以集部为突出），但用于古书，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古人都是“道”胜于“言”，“人”胜于“书”，“作”胜于“述”，它和“撰人”的理解正好相反（前者重头，后者重尾）。[2]
李零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提出了几种比喻说明古书的性质。在这篇《简帛古书的体例与分类》中，他进而又说，古书的“作者”“述者”“撰著之人”很难分清楚，“其情况就像‘旧酒新杯’，不但‘酒’的年代可能和‘杯’不同，而且‘酒’本身也不一定是同一个时间，很可能像鸡尾酒，其实是用好几种酒勾兑起来”。如果这样的比喻不够清楚，李零还补充说，“战国秦汉的古书好像气体，种类和篇卷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来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3]
古书是由断篇构成的这个概念，在中国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余嘉锡的讨论受到其本身写定时间的限制（《古书通例》是20世纪30年代的讲稿，1955年余氏去世后才正式出版），因而缺乏出土文献证据。李零的《简帛古书的体例与分类》也是讲稿，是从1998年开始教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教材。李氏当然是对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众多古代文献最熟悉的学者，他于2004年正式出版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除了理论性的文章以外，还包括下篇的“导读”，对当时所见出土文献作综合介绍。然而，理论和介绍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对于文本本身的结构和性质，李氏没有作多少讨论。“旧酒新杯”和“古书好像气体”的比喻虽然都很令人难忘，但是也不能说明所有古代文献的细部特征。武致知现在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对古书的性质作了更全面的论述。他的《早期中国的合集：格言、记忆、诗歌与术数》吸收了最近二十五年以来最新的发现和研究，特别是清华简相关研究等一批写本文化学界的重要进展，不但梳理辨证了前人的重要论点，而且也引入并发展了中国学界前所未见的某些新视角（如“记忆”）。经由武致知调和，相信李零的鸡尾酒会变得越来越好喝。
夏含夷
[1]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写于20世纪30年代），第93页。
[2] 李零：《简帛古书的体例与分类》，《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96页。
[3] 李零：《简帛古书的体例与分类》，《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197—198页。
自序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让我这位在中国工作快十年的荷兰籍汉学家既感到兴奋，又有些恐慌。非常感激能有机会与各位读者讨论早期中国写本，同时我也深知这本书的主题是一个本不属于我的文化。外籍汉学家经常引用《诗经·小雅·鹤鸣》的一句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文读者来说，这本书若真能攻出玉来，那便是最好的结果。但此诗首章末句亦云：“它山之石，可以为错。”我想，若小书还达不到“攻玉”的境界，但愿它至少“可以为错”，帮助读者打磨、提炼自己对材料的认识。相信会有读者对材料给出不同解读，这些差异本身是有价值的，我希望本书不成熟的看法多少能够激发一些思考和讨论。我始终坚信，反思剖析自己和他人的文化遗产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也是文明互鉴必要的前提。中国的历史是世界的历史，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研究早期中国丰富多彩的写本材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的非凡成就。
中译本翻译期间，新见出土文献层出不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如王家咀和秦家咀所出孔子语录类以及与《诗经》相关的文本，与本书第一和第三章密切相关。虽然我相信这批新材料的内容不会动摇本书的基本论述，但它们的问世还是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早期中国出土文献的丰富与多元；将来还会收获什么样的新材料，实在难以估计。我猜各位读者跟我一样，对新发现翘首以盼，期待它们能够改写历史（或至少学术史）。它们也可能会推翻本研究的部分论述，但这同样是值得欢迎的。新材料为早期中国写本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新证，我们应当秉承开放和包容的科学精神，迎接它们带来的新知和挑战。
在此谨向一路支持与帮助本书中译本出版的学友致以诚挚谢意。首先，衷心感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我工作与研究的长期支持。在黄德宽主任的悉心指导下，我获益良多，并从中心同仁、同学那里得到了广泛的协助与鼓励。他们的支持对本书的完成至关重要，我对此深表感激。
译文方面，感谢王翔宇、杨汇垚和张伯凡。若无他们细致、负责的译校工作，中译本便难以成形。我甚至认为，中文译文可能比略显平淡的英文原文更好读。若书中仍有错漏，均由我本人承担。还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顾莉丹主任和许佳莹编辑，编辑工作的专业和高效，令我们的合作愉快且顺利。
衷心感谢陈伟和夏含夷两位先生为本书撰文赐序，这是我的荣幸。两位先生都是我十分敬重的学者，也是我治学与为人处世的榜样。我十分感激陈老师的无私扶持与善意，让初到中国的我倍感亲切与信赖。同时感激夏老师的不懈支持、信任与鼓励，对门外弟子的我给予了莫大的帮助，感激不尽。
本书源自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于麦笛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英文版收録于柯马丁教授主编的“中国文本历史丛书”（博睿出版社）。如果没有与麦老师在牛津艾西斯河的热烈讨论，以及柯老师的点拨和编审，我也无书可译，对此我不胜感激。中译本和英文原版使用的图版多经陈伟和彭浩帮忙引介，也感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荆门市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慷慨分享和授权。
我对在华数年收获的学术机会与支持满怀感恩。有幸在中文学界诸多一流的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实为难能可贵。我在研究生时期分别于“中研院”史语所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习。自牛津大学毕业，又先后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任教。能够在这种传统浓厚、学风严谨、治学有方的中心学习、钻研、教书育人，我倍感珍惜，亦期望借由本书在内的学术工作，回报众多前辈与同仁的栽培与厚爱。
最后，深深感谢我的家人：感谢父母一生的教养与培育，感谢岳父岳母在他乡的照料与支持，也感谢妻子与孩子带来的阳光与爱。愿大家幸福长久。
武致知
2025年8月26日于北京
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