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Unearthed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Center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壹、叁、伍卷出版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壹、叁、伍卷出版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

 

2015923日上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叁、伍卷首发式在上海举行。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先生一起为新书揭开帷幕,并分别介绍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整理编纂和编辑出版工作。何晋教授代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致贺词。各卷作者朱凤瀚、李零、赵化成、陈苏镇、陈侃理先后发言,介绍各卷内容及整理工作的心得体会,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北京大学于2009年获得捐赠,入藏了一批海外回归的珍贵竹简,共有3346枚,包含17种抄写于西汉中期的古书。这批竹书由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组织专家整理和研究,按照《汉书·艺文志》对古书的分类顺序编为七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其中,第贰卷收录了目前发现的简帛古本中最为完整的《老子》,已于201212月出版,受到学界关注和好评。此次集中面世的是第壹、叁、伍卷,包括10种古书,内容丰富多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卷:迄今发现存字最多的《苍颉篇》

第一卷为《苍颉篇》(朱凤瀚编撰),是一部失传已久而深受学界重视的重要小学类典籍。

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丞相李斯作《苍颉篇》七章,车府令赵高作《爰歴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均以秦小篆书写,作为统一文字的依据。西汉时期在民间教书的“闾里书师”将此三篇字书合一,断六十字为一章,共有五十五章,仍称《苍颉篇》。此书汉代以后不再流行,宋以后即已失传。

20世纪初以来,我国先后于甘肃几处汉代遗址出土的简牍中发现了《苍颉篇》残文,但存字很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汉简《苍颉篇》,也仅存500余字。北大汉简《苍颉篇》经缀合后,有完整竹简63枚,残简18枚,每枚简写满为20字,现存1300余字,是迄今所见《苍颉篇》中存字最多的。

此本书写年代约在汉武帝时期,字形略呈方形,笔道浑厚,字体具隶书笔意而又保留有小篆字形结构。与之前发现的诸简本相同,此本也是四字一句,每两句一押韵。特别重要的是,此前诸简本《苍颉篇》由于残甚,其如何分章,每章字数是多少,各章有无题目等均不能确知,而北大简本则有保存完整的章,每章末皆标明字数,其少者“百四”(即一百零四),多者达到“百五十二”。不仅如此,从北大简本还可知,此书同一韵部可以有若干章,同韵部各章是相连编缀的,并且各章均有题目,用每章前两个字作标题,分别书写于各章开头的两枚简上端,与已发现的秦简中文章标题的写法相同。由此看来,北大简本《苍颉篇》较多地保存了秦代的文本格式,不是西汉时“闾里书师”的改编本,与《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皇家藏本属于同一系统。

由于北大汉简《苍颉篇》保存文字较多,且结构相对完整,从中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到这部字书的句式与文字排列方法,体会它对后世各种字书编撰的深刻影响。此书中的字词有相当一部分取自《诗经》与先秦子书等典籍,也证明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令禁读《诗》、《书》以前,秦人读书所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这部字书因独特的编撰方式与字汇形式百科全书的性质,在秦汉时代不单可供学童使用,也为社会上层与知识阶层所重视。北大简本《苍颉篇》的发现,使这一失传八九百年的著名字书之面貌初步得以明朗,对于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文字学、音韵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无疑都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卷图版

第三卷:诸子争鸣,证经补史

第三卷收录《周驯》(阎步克、韩巍编撰)、《赵正书》(赵化成编撰)、《儒家说丛》(朱凤瀚、陈侃理编撰)和《阴阳家言》(朱凤瀚、陈侃理编撰)四种子书。

北大竹书本《周驯》,与《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但早已亡佚的《周训》为同一种书。《周驯》现存竹简211枚,近5千字,另有约40余枚竹简、千余字的内容散失。全书主体分为十四章,采用“周昭文公”于每月“更旦之日”(初一)和“岁终享贺之日”训诫“龏(共)太子”的形式,通过讲述古代圣主贤君的故事来阐发治国为君之道。所引述的历史故事上起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秦献公,其中有些见于传世文献而互有出入,更多的故事则是前所未见。从《周驯》记载的史事以及文字、用词、语法各方面的特征看来,其成书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

根据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改编的《汉书·艺文志》,在“道家”类中著录有《周训》十四篇,书名和篇章数都与竹书《周驯》相同。《汉书·艺文志》称道家源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竹书《周驯》的内容也符合这个描述,可以认定与《周训》是同一种书,属于汉代所说的道家。该书的文体和内容与以往学界公认的道家文献相比有很大差异,但其中有些文字见于《太公》、《文子》等道家文献。道家中的“黄老”一派,宣扬治国用兵、君人南面之术,有“道法结合、兼采百家”的特点。竹书《周驯》的形式和思想主旨也与之相符。该书的重新问世,让西汉国家藏书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失而复得,使我们对汉人眼中的道家有了更加真切而丰富的认识,也将引发学界对早期道家学派面貌的新一轮讨论,推动战国秦汉思想学术史研究走向深入。《周驯》讲述的一些史事,如吴王阖庐之墓被越人盗掘、秦献公死前废除以庶子殉葬之制等,都是传世文献未曾记载的,为研究先秦历史也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竹书《赵正书》主要记述了自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回程途中病亡,秦二世继位后诛杀诸公子大臣,直至秦亡国的历史过程,与《史记》互相参证。《赵正书》有竹简50枚,大多保存完好,总字数近1500字。此书以大部分篇幅记录了秦始皇临终前与李斯的对话、李斯被害前的陈词以及子婴的谏言等,成书年代可能在西汉早期。书中称秦始皇为“秦王赵正”、秦二世为“秦王胡亥”,说明作者不奉秦朝为正统,有可能是六国贵族之后裔所作。《赵正书》的部分内容与《史记》中的某些记载相似,有些段落明显同出一源,但在一些重大史事的记载上又与《史记》差异很大。例如,《赵正书》说秦二世胡亥之继位是由秦始皇死前认可,而非李斯、赵高等人密谋篡改遗诏;赵高是被秦将章邯而非子婴所杀。这些都未见于传世文献。可见,关于秦末历史,汉初已有多种不同的记述流传,《史记》所取只是其中之一。

《儒家说丛》现存11简,残缺较多。简文分为三章,内容与《晏子春秋》、《说苑》、《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传世文献中的一些篇章近似,大致都属于儒家言论。此书所存虽多是残文,仍有助于了解儒家典籍文本演变的情况,加深对其内涵的理解。

《阴阳家言》第一部分讲天人感应,论述政治违反时令、人君举措不当会导致怎样的灾异;第二部分与四时改火有关,也是讲顺应天时;第三部分讲天气、地气如何产生风、雨、雾等自然现象。这些阴阳家的思想,以顺应天时为核心,用自然规范人的活动,反映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侧面。

第三卷图版                

       

第五卷:汉代数术的集中展示

第五卷收入《节》(陈侃理编撰)、《雨书》(陈苏镇编撰)、《揕舆》(陈侃理编撰)、《荆决》(李零编撰)和《六博》(陈侃理编撰)五种数术类古书,多为首次发现,每种篇幅不大,却各具特色。该卷集中展示了汉代数术的面貌,能够大大丰富我们对其内涵和使用范围的认识。

《节》篇记载典型的阴阳时令学说,讲阴阳、刑德这些元素在一年中的八个时节如何运行和消长,各有哪些人事宜忌。篇中还穿插了行军作战的法则,属于古人所谓“兵阴阳家”的知识。出土简帛数术文献多实用技术类,像《节》篇这样偏重理论的少。因此,对于认识古代数术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内涵,本篇是难得的资料。

《雨书》反映古人对晴雨规律的认识。其中一部分内容按月分章,详述某日是否应下雨以及雨量大小,是否有风等。对应当下雨而实际“不雨”等异常现象,则会指明相应的气象或灾异后果。以往出土的《日书》中也有占雨的内容,但较为简单。这篇《雨书》虽然有不少残缺,但保存的内容仍很丰富,为研究战国秦汉时人对“雨”的认识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揕舆》的“揕”与“堪”字通假,也就是“堪舆”。“堪舆”一词在唐以后主要是指风水术,但在汉代是指一种主要用于选择时日的数术。从清代开始,就有学者怀疑“堪舆”的含义在历史上发生过变化。这个看法由于北大简《揕舆》发现得到了直接的证明。《揕舆》除了记载堪舆术的内容和方法,还收入多个战国时期楚国的占例。名叫许尚的占师运用被称为“帝颛顼之术”的堪舆术为楚国王室、贵族占卜,并且最终应验。这些例子不仅说明汉代的堪舆占法可能是来源于楚地,对研究战国时代楚国的历史也有参考价值。

《荆决》的“荆”字指楚,“决”字同“诀”,内容是讲楚地筮占的要诀。其法,用算筹三十根,任意分为上、中、下三份,每份如果大于四,四分再四分,取余数为占;如果小于四,则保留之,视同余数,以之为占。其爻为三,上爻横,中爻竖,下爻横,像算筹横竖相迭。三爻成卦,分别与十干、十二支相配,配以占辞,供人查验,每卦最后附有吉凶占断。《楚辞·离骚》提到“筳篿”,王逸《楚辞章句》的解释是:“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荆决》占法可能就与这种楚地流行的筳篿有关。敦煌数术书有《周公卜法》,也与此相近,反映出除了《周易》六十四卦占法外,民间还长期流传着简易的筮占方法。

《六博》也是一种民间流行的简易占法。六博又称“陆博”,本来是一种棋局游戏的名称,用于赌博。六博占法则是利用了六博棋局,将六十甲子分别布列在行棋道路的各个位置上,然后通过检查事件发生或占问的日期甲子所在的位置,来占卜吉凶。卜赌同源,这是一个直接的例子。《六博》中所占问的事项包括追逃、出行、刑狱、疾病、取妇五项,是当时社会中上层人物所关心的。因此,这篇数术文献也是研究社会史的资料。

数术是古人用数理、象征等手段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沟通天人、预测未来的知识和技术。数术类古书在各等级的秦汉墓葬中都有出土,并且占了很大的比例,说明战国秦汉时代,数术曾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行。它不仅是阴阳家思想的技术基础和表现,而且渗透到儒家、道家、法家思想中,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以及思维方式。

第五卷图版

为出版好《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集中了多个编辑室的力量,由富有经验的老中青编辑全程参与整理及出版工作。双方随时互动,紧密联系,秉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慎重对待此套丛书的出版。在编校过程中,对图版精心处理,对稿件反复推敲,多次修正。全书设计巧妙,内容丰富,除原大图版、释文注释外,还包括放大图版、红外图版、简背划痕示意图、编联复原图、竹简数据一览表以及文献对比表,并附有研究性论文等,力求完整地向研究者提供竹简的全部信息。

目前,《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整理出版计划尚余三卷。第四卷(傅刚、邵永海、何晋整理)包括《反淫》、《妄稽》两种文学作品,是极为罕见的发现,将于2015年内出版。第六卷(陈侃理等整理)包括三种“日书”类的数术书,共有1000多枚简,可谓此类文献中的集大成者;第七卷(李家浩、杨泽生、张雷整理)则是包含180多种病方的医书,是医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重要总结。此二卷也将在两年内陆续推出。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整理研究得到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

北京大学历任校领导与社会科学部、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考古文博学院对出土文献研究所的工作给予了鼎立支持,为西汉竹书的整理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整理报告的编写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中央专项资金支持,也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专项资金资助。

(感谢北京大学刘丽提供出版信息)